公元1391年，建立明朝不久的朱元璋曾派太子朱标去考察西安，也算是有了迁都西安的想法。一旦事情敲定，那么西安将自唐朝后再度成为帝国首都。然而仅仅过了一年，太子朱标就不幸病逝。此后，朱元璋也未提迁都西安的事情。
那么，除去不吉利等封建迷信因素，朱元璋放弃西安是还有其他什么考虑吗？
从历史的进程来看，西安一直到近现代都会成为都城的候选城市。然而，即便是在其最后辉煌的隋唐时代，西安也已经很难符合帝国统治者的需求。这个脉络一路发展到朱元璋的时代，不仅没有改观，反而是愈演愈烈。顺着这个脉络探索，就知道朱元璋不太可能放弃南京而到西安建立一个新的首都。
作为以江南西部为基地崛起的势力，朱元璋最稳固的根基就是在长江中下游两岸。南京则是他重点营建过的老基地，有着举足轻重的作用。在非常重视核心力量控制的君主看来，轻易离开自己的旧根基是一件比较危险的事情。因为这意味着皇帝将放弃最支持自己的派系，去和一群原先的地方派共处。原本的首都官宦也要举家迁徙，在漫长的全程中蒙受财产损失和旅途劳累。至于搬迁过程本身，也会影响朝廷的工作效率。这些都是朱元璋不得不查的基本因素。
古代的中央集权帝国，还往往面临着一个需要大量汲取资源的问题。因为皇帝脚下就有大量的官宦需要养活，为这些官宦人口服务的其他群体也会耗费大量的粮食等战略物资。所以，首都的位置不能远离重要的农业产区。否则，仅仅运输途中的耗费就又是一笔难以承受的损失。
从南宋开始，长江中下游平原的农业产出就是各产粮区里最高的。朱元璋建都南京，并通过击败张士诚势力来夺取苏州，也就是控制了当时的天下经济中心。南京本身离开太湖流域很近，还有长江等水系的运输便利，是其他大城市所难以比拟的。这才让他有足够的资源去大修建新的南京城墙，将整个城市的面积都大大扩增。也只有江南的粮食产出，才能满足他供养大量官员和军队的需求。就是江北的淮河流域，在当时也是可以提供较多粮食的地方。
再对比下同时代的西安，你就知道明朝不太可能舍弃南京。先秦时代还是千里沃野的关中平原，已经因为千年的过度开发而变得土地肥力下降，不能继续维持极高的产量。这对于京城的大规模人口来说，是非常麻烦的一件事情。如果要向西安输送大量的物资，就必须建立东出中原和南下巴蜀盆地的长距离交通线。
早在隋朝建立后，西安的资源不足问题就已经非常明显。以大兴土木为著称的隋炀帝，就是为了改变被动依靠关东物资输入的局面，才跑去中原地区再建立一个东都洛阳。这和当年的东周与东汉迁都，是完全不一样的考量结果。但东都的建立，不仅分流了部分官宦人口，也让皇帝的队伍可能直接取得中原地区的农业产出。加上从太湖平原地区开挖而来的大运河系统，确保了南方的粮食可以更方便的抵达帝国核心。
所以，隋炀帝浩浩荡荡的下扬州视察，也就不仅仅是出门散散心的简单旅游。在王朝覆灭之时，他也宁愿远离旧权力中心的关中，而要死在长江边的温柔乡里。
到了唐朝的中后期，运河漕运的准时抵达与否，甚至成为了皇帝能否继续维持正统地位的考核标准。从关中到洛阳，再到扬州的运河沿途，是帝国不折不扣的生命线。任何在这片狭长区域发生的叛乱，都对远在关中的朝廷有着釜底抽薪的作用。安禄山在东北方向的范阳起兵后，就优先选择南下截断这条大动脉。逼的唐朝皇帝必须放弃关中，逃亡南方的巴蜀盆地避难。
这个趋势，又在五代时有了进一步发展。原本由洛阳承担的中枢位置，逐步转移到了开封身上。于是，宋朝便不可能将都城搬离开封。开封城也取代了洛阳和西安，成为了帝国内最繁华的城市。哪怕经历了靖康之变与蒙古大军南下的两次浩劫，都依然能恢复为中原地区最大的城市。到了朱元璋当皇帝的明朝，帝国财富聚集地的接力棒，就又从开封转移到了南京。
也是在朱元璋建立明朝的过程中，明朝曾一度考虑将未来的王朝首都设在开封。因为开封有旧运河保证物资输入，又不像南京那样远离北部的重兵驻扎地区。但大运河的走向，在元朝时便开始就将侧重点从原本的西北方向转到了正北方向。较新的运河河道，从淮南直通原本的边境大要塞–幽州。只不过这次江南财富的输入，源头是草原商队的助攻。正是他们催生了、盛极一时的大都，反过来逼着运河改道。
于是，连条件更好的开封也最终落选。因为新生的王朝没有足够资源，去重修一条漫长的旧运河。回头再看看更加偏远的西安，自然是更没有机会选上了。
至于后来被朱棣定为新都城的北京，在当时也不在都城的选择范围之内。在朱元璋还活着的时候，昔日大都已被重新定位成一个防御北方蒙古势力的边境大要塞。若非造反的燕王要将首都搬迁到自己的核心地盘，那里或许会重回隋唐时期的幽州角色。
甚至可以毫不客气的说，若不是有元朝开挖的大运河，朱棣无论如何也要考虑下经济成本和维护费的问题。虽然有宋元时代留下的海运可做备选方案，但帆船的风险始终高于河道两岸的纤夫。
最后，朱棣的行动也足以说明：即便不考虑钱的问题，皇帝也不太愿意离开自己的直属区域。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