家庭传播研究的逻辑起点,历史演进和发展路径是什么（传播过程研究的基本模式有）

家庭传播研究的逻辑起点,历史演进和发展路径是什么（传播过程研究的基本模式有）

朱秀凌，闽南师范大学新闻传播学院副教授。

婆媳相处：这好像在中国家庭里永远说不完的话题，而一个好妈妈，好媳妇影响着一家三代的幸福，左养右学教育赖颂强建议每一个妈妈都要做一个有智慧的妈妈，这样不仅让老公好过，更为孩子做到一个尽孝的榜样。

本文系2015年国家社科基金一般项目“家庭传播学视域下的青少年网络风险防范与引导研究”(项目编号:15BXW064)的阶段性成果。

作为传播学新兴的分支学科，家庭传播(Family Communication)因其对传播学的理论(发展了一种系统模式，而不是个人模式；从现象研究转向过程研究；研究方法创新)和实践的重要贡献(贴近现实生活，能够切实解释和解决家庭生活中的行为和问题)而广受关注。

然而与其它分支学科相比，家庭传播研究起步较晚。即使在美国，家庭传播从人际传播和群体传播中剥离出来，吸收、借鉴了其姐妹学科——社会学、心理学和家庭学的成果，成为传播学的分支学科得到广泛认可，至今也不过30年，却发展成为一个较为系统的研究领域。它主要关注父母与子女的沟通、夫妻之间的交流、父母对子女接受媒介信息的影响等。

相比在美国发展的日臻成熟，家庭传播研究在中国属于尚未开垦的研究绿地。由于各国家庭植根于不同的自然、经济、政治和文化情境，因此中国的家庭传播既具有与美国家庭传播相通之处，又呈现出自己的独特之处。那么，如何吸收借鉴美国家庭传播的研究成果，建构出中国家庭传播研究的自主性？中国家庭传播研究的核心概念和轴心命题是什么？其学科逻辑和范式是什么？其学术视野在哪里？哪些现实问题值得关注？如何凝聚学术共同体，强化主体性认同……这一系列问题都是未来中国家庭传播研究发展必须回答的。

一

理论溯源:家庭传播的本体论

家庭传播研究如何强调自身特性，从而与其他学科相区别——这是“家庭传播”诞生之初就需要回答的问题。因为在这之前，社会学、经济学、法学、人类学、伦理学等不同学科都对“家庭”现象进行了研究。

(一)概念范畴

家庭是人类传播的一个独特情境。人人似乎都知道“家庭”和“传播”的含义，但是人们对于他们的界定却不尽相同。

1. 家庭

数十年来，家庭的定义虽然经历了变迁，但是总的来说，可以从结构、功能和互动三个原则来界定。

结构定义：是通过考虑家庭的形式，以确定一个社会群体是不是家庭。过去人们把家庭看作是通过法律和生物关系构成的个人组合，像1964年的《婚姻和家庭手册》指出：“家庭包括合法结婚的伴侣和他们的后代，这种界定包括原生家庭和拓展家庭，即一个人通过血缘、婚姻和收养关系成为家庭的成员”(Christensen，1964：3)。但是这种界定代表的是过去的家庭，并不能反映20世纪90年代以后的家庭结构现实，因为在现代社会，未婚同居、未婚生子、单身、同性恋等家庭屡见不鲜。

功能定义：从社会心理学角度，指出一个家庭就是一个心理社会群体，它是由两个或者更多的成员组成的，这些成员为完成彼此需要的满足、养育和发展等任务而努力(Fitzpatrick & Wamboldt，1990)。这种定义的优点在于可以把非传统家庭关系包含在内，比如同性配偶以及非婚生育孩子；弱点在于概念的模糊边界。

互动定义：将家庭界定为两个或两个以上人组成的一个社会群体，其特征是持续的彼此依赖，植根于血缘、法律和喜爱的长期承诺(Braithwaite & Baxter，2006：4)。互动定义不那么强调结构、功能，而是强调彼此的依赖和承诺，拓展了家庭的边界，使学者们得以把各种各样不同的家庭类型涵盖在内。但是这种定义的不足之处在于概念的模糊性，为研究者的研究带来困难。

从家庭传播研究的视角来看，其对于家庭的界定是基于对最具包容性定义的偏好，即互动定义。因为在他们看来，长期承诺和相互依存的特性是凌驾于其他家庭特性之上(Braithwaite & Baxter，2006：3)。

2. 家庭传播

在界定家庭传播之前，我们先来看看什么是传播。家庭传播学者大多将注意力聚焦于传播上，把它界定为人类用来创造意义的象征性过程。美国学者Stewart(1999)从这样的视角来界定传播：传播是人类构建现实的方法。人类世界不是由对象组成的，而是由人们的反应对象或是他们的意义组成的。而且这些意义是以传播方式进行协商。传播不仅仅是分享意见的方式，更是人类用来定义现实的过程。

以这种方式来界定家庭传播，传播不仅仅是将信息从一个人传递给另一人。家庭传播是指我们在社会交往中共同创造和协商意义、身份和关系的方式；也就是，我们如何构建自己和我们家庭关系的方式(Baxter，2014)。从家庭传播的视角来看，传播不仅仅是家庭的一个方面，而是作为家庭的核心过程，即家庭是如何在话语中共同构建、协商和合法化。

(二)研究目标、范围和视角的独特性

一门学科是否成立有两个基本指标：一是“内化”指标，在研究对象、研究方法及理论体系上是否有本体意义上的凝聚；二是“外化”指标，是否有专业的研究人员、代表作、教育、学术机构、学术刊物等(王文利，艾红红，2007)。而家庭传播研究符合了以上学科生成的内在逻辑。

1. 研究目标

家庭传播所关注的是传播在家庭中的角色和功能，其研究目标不仅在于理论建构，而且在于运用传播理论和研究方法来解决影响家庭的问题：比如Sabourin发现，传播模式的干预对于减少配偶间的虐待行为是至关重要；Ferguson和Dickson指出，通过修辞策略和互动，可增加孩子接受单亲父母约会行为以及约会对象的概率。

2. 研究范围

家庭传播研究的研究范围不仅包括整个家庭，而且包括家庭各个分支。像Miller研究同一家庭四代女性的代际传播模式致使自杀未遂；相比Sabourin的研究对象为配偶双方，Stamp和Sabourin专门研究丈夫(Whitchurch & Webb，1995)。

3. 研究视角

随着学科交叉和融合趋势的不断增强，任何学科都很难通过独占某种研究对象而划定学科边界。在此大背景下，家庭传播的“合法性”来源于其独特、新颖与不可取代的研究视角：

(1)完形变化：代表着一种家庭生命周期视角，勾勒了研究家庭阶段的方法，即“关系系统的膨胀、收缩、重组来支撑家庭成员的加入、存在和发展”。连续性概念是家庭生命周期视角的重要议题，这种以时间为单元，强调长时间以来变化的性质和家庭固有经历增长的视角，包含了家庭的建立、发展和解体消亡的过程。换句话说，这种完形变化提供了一种总体测量家庭生命周期里家庭传播潮起潮落的方法。

(2)事件变化：更为特殊，家庭传播研究者把互动界定为随时间流逝发生的特定事件。例如，家庭庆典事件(如结婚纪念日)是年复一年、周期性地出现，我们可以考察事件语境中的互动作为传播的诱因，比较不同时间的变化和相似之处。

(3)偶发事件变化：偶发事件变化也是研究家庭传播互动模式必须考量的。比如配偶会在婚姻的早期采取一种冲突解决模式，在婚姻的后期会改变模式，以更好地解决关系中的冲突。追踪家庭传播模式的建立、发展和变化，有助于更好地理解家庭生活和传播的其它类似问题(Petronio & Braithwaite，1993)。

(三)家庭传播之于传播学学科的理论和实践贡献

1. 发展了一种更多地关注家庭成员相互关系的系统模式，而不是个人模式

相比以往的人际传播研究经常把个人作为研究单位，家庭传播研究把家庭整体作为研究单位。它较少关注个人层面的传播，而更多地把家庭成员的传播作为一个系统来进行研究。这种研究的贡献在于更多地了解具有多层次共识的人们的互动方式。由于家庭是一个复杂的系统，家庭成员共处同一环境和历史；单纯个人无法解释传播议题。只是了解个人如何做出选择和决策，无法解释其它成员是如何决策；个人的研究也无法说明家庭成员如何协调他们之间的互动从而达成共识。因此，家庭传播研究的研究者不得不考虑长时间历史的影响和家庭成员之间亲密关系的动力。

2. 从点的现象研究转向多点变化的过程研究

与群体传播、组织传播相似，家庭传播研究把相互关系作为研究的重点。它关注了家庭人际关系如何随着时间变化而发展，家庭传播如何随时间而变化，这种过程视角将有助于我们转向过程取向的传播模式研究。

3. 研究方法的创新

研究方法是衡量一门学科是否进入科学性、系统性研究之列，也是实现其理论创新和发展的重要手段。由于家庭传播研究是从发展的视角把家庭当作一个系统，因此严格的定性研究和定量研究在家庭传播中都是有效的研究方法。

(1)想象互动(Imagined Interactions, IIs)：Rosenblatt和Meyer(1986)提出“想象互动”概念，即研究者请受访者选择一个或多个目标人物，构建与他们的对话。想象互动理论是建立在符号互动主义基础上的一种社会认知和人际交往理论。通过想象互动行为，人们想象着自己为了各种目的与他人进行谈话。想象互动具有多种功能，包括信息预演、自我理解、关系保持、冲突处理、情感宣泄和补偿真实互动的缺失等。家庭传播研究者会请家长和孩子各自构建“想象互动”，并比较他们的不同结果，它为研究亲子之间的传播冲突提供了有益的工具，很好地替代自我报告式的问卷调查法。

(2)自然观察法：这种方法的关键之处在于研究家庭传播中公共行为与私人行为的关系，比如说观察在公共场合家长如何约束孩子；观察婚礼和婴儿洗礼等传播仪式；运用观察法和话语分析来研究夫妻之间的抱怨。

(3)日记访问法：是家庭传播研究者最近经常用到的方法。研究者让家庭成员观察并记录他们的行为和发生的事件，以获得家庭这一特定语境中对于事件变化的多重解释。

(4)媒介分析法：媒介提供了绝佳的家庭传播系统模板，因此家庭传播研究者经常运用大众媒介作为信息的来源。这方面的例子包括引用在杂志和电视节目中出现的家庭关系的态度。

(5)实验法：对于很多传播研究是主流，但对于家庭传播研究来说，却面临着诸多困难，其中最大的困难在于道德问题：因为把夫妻双方或整个家庭带到实验室，操纵诸如家庭隐私的变量，对于研究者来说无疑是巨大的挑战。但这并不是说实验法是不合适或不可行的，只是要注意在控制的实验室里研究家庭，控制会带来复杂、不可预料的系统效应。

(6)问卷调查：问卷调查法是家庭传播研究中运用最多的一种方法。但是以往的数据收集仅局限于个人，而家庭传播研究者则设计问卷来收集夫妻双方或亲子双方的回答，以期获得多重视角；此外，与其它传播研究不同之处，家庭传播研究的受访者是描述关于自己生活，而不是回答假设问题(Petronio & Braithwaite，1993)。

二

他山之石:

美国家庭传播研究的历史演进

梳理和回顾美国家庭传播的演进历史，对于把握家庭传播的发展规律，展望我国未来家庭传播的发展前景具有重要的借鉴意义。

(一)孕育萌芽：20世纪50年代——70年代

早在20世纪50年代初期，Virginia Satir与Paul Watzlawick就专门聚焦家庭互动和家庭治疗(family therapy)。60年代末，人际关系学者呼吁人们关注持续的关系，并开始关注于包括婚姻在内的长期关系的开始、维护和瓦解。1968年的言语传播协会(Speech Communication Association，SCA)大会通过一项决议，号召开展包括家庭在内一系列情境的传播研究。The Palo Alto研究小组对家庭互动的研究，推动了家庭传播理论和研究在重要概念上的进展(Galvin，2001)。

以前，传播学者研究家庭一般是作为考察群体历程的工具；随着论文《家庭传播研究》(Bochner，1974)与《家庭传播研究的概念前沿》(Bochner，1976)的发表，家庭传播开始形成自己的身份。70年代末，不同学科的学者开始关注家庭功能，开始探讨日常家庭生活的复杂性，试图识别“正常”家庭功能的特征。但是这时的家庭传播研究，绝大多数是由非传播学科领域里的学者进行，尤其是心理学、家庭治疗学和社会学。

(二)发展壮大：20世纪80年代

尽管在20世纪70年代的人际传播教材中出现了与家庭传播相关的章节，但是第一本家庭传播材——《家庭传播：聚合与变化》(Galvin & Brommel)，直到1982年才出现；之后，《家庭谈话：家庭里的人际传播》(Beebe & Masterson，1986)与《家庭里的传播：在流逝时间里寻找满足感》(Pearson，1989)陆续出版。同一时期，人际传播学者开始关注家庭互动模式、婚姻类型、冲突与决策。

80年代中期起，家庭传播的课程开始出现在美国校园，研究项目日益增多。家庭传播作为传播学的分支学科得到确认是在1989年，美国最大的传播专业学会——全国传播学会(National Communication Association，NCA)成立了家庭传播委员会(Commission on Family Communication，CFC)。自此之后，CFC发起家庭传播研究的论文工作坊(Braithwaite,Suter & Floyd，2017：3)。

(三)日臻成熟：20世纪90年代——至今

20世纪90年代，传播学者开始从不同的理论视角接近家庭，并达成一种共识，家庭传播具有与非家庭的人际传播(比如说朋友群体)不同的特质。随着言语传播大会中家庭传播论坛的兴盛和越来越多的家庭传播研究教材的问世：《理解家庭传播》(Yerby，1990)、《家庭关系传播》(Noller & Fitzpatrick，1993)、《家庭传播的视角》(Turner & West，2002)，家庭传播研究在传播学领域日臻成熟。

家庭传播研究的丰富特性，催生了《家庭传播杂志》(2001)的诞生，它标志着家庭传播向专业化领域迈出重要一步(Braithwaite，Suter & Floyd，2017：3)。2002年，在洛杉矶的新奥尔良召开的NCA会议上评估了家庭传播理论和研究的未来。家庭传播已从聚焦婚姻或家庭教养到转向更为广泛的家庭关系和家庭形式。家庭传播的研究在很多方面成为了最尖端的知识，包括评估生理标记和统计分析，这在以前是不可想象的(Galvin，2001)。家庭传播研究已从首先是传播学科之外的人加以研究的领域，走向传播学者在其中扮演中心角色的领域。据美国学者统计，在《传播学季刊》《传播学研究》《传播学报告》《传播理论》等21本学术期刊上，1990-2003年共刊登了471篇家庭传播论文，平均每年33.6篇；2004-2015年486篇，平均每年40.5篇。刊登家庭传播论文最多的是《家庭传播杂志》，其次是《社会与个人关系杂志》(Braithwaite,Suter & Floyd，2017：9)。

是否有自己原创性的理论是一门学科成熟与否的重要标志，研究者也会自觉地使用这些理论开展研究。在家庭传播研究中，经常使用的理论包括关系传播理论(Relational Communication Theory)、符号聚合理论(Symbolic Convergence Theory，SCT)、情绪调节理论(Emotion Regulation Theory)、情绪评估理论(AppraisalTheories of Emotion)、作为控制理论的不协调培育理论(Inconsistent Nurturing as Control Theory，INC)、叙事表演理论(Narrative Performance Theory)、弹性沟通理论(Communication Theory of Resilience)、符号互动论(Symbolic Interactionism)、社会学习理论(Social Learning Theory，SLT)、压力与适应理论(Stress and AdaptationTheories)、自然选择理论(The Theory of Natural Selection，TNS)、使用与满足理论(Uses and Gratifications Theory)等(Braithwaite & Baxter，2006：1)。以2004-2015年发表的486篇家庭传播研究论文为例，在这些论文中引用4次以上的理论如下表(表1)(Braithwaite，Suter & Floyd，2017：10)。

三

移植与突破:

建构中国家庭传播研究的主体性

相比在美国发展的日臻成熟，家庭传播研究在中国属于尚未开垦的研究绿地。如何避免“传播学本位”或“家庭学本位”的“学科褊狭”，建构“与中国时代发展相匹配的中国特色、中国气派、中国风格的家庭传播体系”；明确家庭传播的不足，实现不同学科的“共振”，应成为家庭传播研究的历史担当。

(一)立足日常家庭生活实践，提炼核心命题

一个较为成熟的学科，一般拥有支撑学科大厦的核心命题，这些核心命题具有较强的稳定性，经得起时间的检验(张涛甫，2018)。

就家庭而言，它是一个具有浓郁文化色彩的语汇。在不同的文化场景中，家庭可能衍生出不同的意义。因此我们必须建立中国家庭传播研究的学术视野，思考家庭传播在中国本土文化土壤中落地生根的基本理论和原则问题。

既然家庭传播是一门新兴的应用社会科学，具有浓厚的知识应用特性，是一门解决实际问题的实用学科，那么它的意义就在于与日常家庭实践对话。从本土国情出发，深入挖掘我国优秀的传统文化思想，聚焦我国社会变革中家庭传播实践出现的一系列矛盾、问题和挑战，把研究议题与我国亟需解决的现实问题结合起来，以解决中国家庭传播问题为导向，从日常生活实践中提炼出具有中国特色，又具普遍意义、全球视野的核心命题，进而凝练出适合中国家庭传播的概念体系、理论体系和话语体系，来表达和理解我国鲜活的家庭传播实践。因为一门学科的发展源自社会的认同，只有为社会实践提供更多的指导、帮助和服务，社会才会承认该学科的价值。

具体来说，借用拉斯韦尔(Harold Lasswell)的5W模式，再结合“社会情境”和“传播史”这两个重要变量，笔者尝试勾勒出我国家庭传播研究的五个方向：

1. 家庭传播的传受双方研究

传受双方研究是家庭传播研究的核心议题，也是理解家庭传播问题的基本起点。就家庭传播的角色和类型来看，不仅包括了夫妻关系、亲子关系，也包括兄弟姐妹、拓展家庭关系(祖孙关系、婆媳关系、翁婿关系、同居关系等)。在传播过程中，究竟是谁主导了家庭传播？传受双方的关系如何？谁为主体，谁为客体，或者互为主客体？他们分别扮演何种角色和功能？传受双方受到哪些因素的影响：除了社会统计学变量(如年龄、性别、地域、社会经济地位等)之外，是否与传受双方的人格心理特质差异(性格、自信自尊、价值观、态度等)、传播气质(攻击性、传播忧虑、支配与服从、关系气质等)和认知能力相关?

不仅如此，家庭传播是否受到中西家庭伦理的影响？首先，中国家庭是宗法人伦关系，以强大的父权家长制为基础，家庭成员之间是宗法等级关系，主张“父慈子孝，父为子纲；兄友弟恭，长尊幼卑；夫义妇顺，夫为妻纲”；西方家庭是契约人伦关系，强调个体独立，家庭关系相对平等(李桂梅，2008)。这就决定了中国亲子之间、夫妻之间、兄弟之间的家庭传播，与强调“民主平等”权力分配的西方家庭有着显著的差异；甚至可能因为囿于阶层化家庭结构和孝道伦理的规范，不能站在对等的位置进行沟通，而无法解决家庭问题。因此，中国传受双方在家庭中的角色和地位，在多大程度上决定了家庭传播模式、内容及方向，制约着传播效果？

其次，中国是家庭本位,强调家庭利益，要求个人服从家庭；西方家庭主张个人本位，重视个人的利益，主张个人的独立和自由，要求家庭服从个人(李桂梅， 2008)。因此，与西方相对独立的家庭传播过程相比，中国家庭传播的传受双方怎样受到错综复杂的家庭关系网络(父母、兄弟姐妹，甚至还有关系密切的亲戚，如公公婆婆、岳父岳母、姑嫂、妯娌等)的影响，有时甚至是决定性的影响？例如在恋爱择偶传播过程中，西方人主要把感觉放在第一位，相信缘分，较少受到家庭成员的影响；而中国人的婚姻大事往往不是个人所能决定的，它涉及到的是一个家庭或家族，古有“父母之命，媒妁之言”，直至今日虽有所改善，但是父母的意见甚至是亲戚的看法仍然起到重要的作用。

这种家庭本位及宗法人伦的家庭伦理，也使得中国家庭的隐私边界与西方家庭有所不同，特别是在亲子隐私传播方面，有些中国家长将查看通话记录、聊天记录、日记等当作是了解孩子思想动态和关心孩子的表现，甚至有一些家长很少把孩子看作独立、有意识、平等的个体，认为子女在父母面前应该没有隐私。那么，中西家庭隐私传播有何不同？现代家庭的隐私传播又发生了哪些变化……这些都是未来中国家庭传播研究要探讨的问题。

2. 家庭传播内容和形式研究

传播学的核心概念在于“意义的共享”，重点在于人类讯息的交换。那么，中国家庭传播的主要内容和形式是什么？随着时代的变迁，中国家庭传播内容和形式发生了哪些变化？其发生变化的动力是什么？和西方相比，中国家庭传播内容和形式上又存在哪些差异？

比如说，国外家庭代际传播内容涵盖了酗酒、吸毒、性、器官捐献等敏感问题的传播(Askelson & Smith，2012；Miller-Day & Jennifer，2010)，国内受家庭伦理的影响，父母更注重孩子的学业，认为这是光宗耀祖，为家庭赢得荣光的最一目了然的方法，因而家庭代际传播的内容主要是学习和生活，一般不会涉及敏感问题。随着“红黄蓝幼儿园虐童”事件的曝光，如何对孩子进行家庭性传播，成为了很多家长关注的焦点。因为家庭作为性教育的第一阵地，本应发挥着最重要的作用。可是长期以来，由于中国宋代以来，儒家文化对性的蔑视和禁锢，把性功能规定为生儿育女，认为性是不登大雅之堂的苟且之事，只可以做不可以说，因此很多家长在对孩子(特别是未成年人)进行家庭性传播时，要么讳莫如深，要么羞于启齿，或者想进行传播，却不知应该传播什么。研究性问题的家庭传播(如青春期保健知识、健康性心理知识、性发育知识、婚前性行为、性暴力、避孕及性病/艾滋病知识等)，无疑具有重要的社会现实意义。

在传播形式上，西方鼓励家庭成员之间要自由、公开地表达个人的情感、情绪与意见，甚至是愤怒和不满。而“贵和”是中国传统家庭伦理的基本精神，强调平衡、和谐，抑制冲突、对立，因而强调家庭成员尽量控制自己的负面情感，尽量避免与家人的直接或正面冲突；面对家庭冲突，往往以否认和逃避的方式处理；特别重视“情”，在家庭范围之内“诉诸于理”的传播方式是不合适的；家人对彼此的情感是“内敛”与“含蓄”，不仅影响家人“感情”的话不能言说，即使是表达亲密关系的话也不去表达，否则就有“肉麻”之嫌。那么，中国的家庭压力处理、家庭冲突传播、亲密关系传播与西方有哪些不同？在现代社会，中国的家庭传播形式是否发生了变迁？如果有变化，变化的轨迹和制约变迁的决定力量有哪些，其内在逻辑又是什么？这些都需要结合中国具体的传播情境做深入的分析。

3. 家庭传播媒介与效果研究

媒介与效果研究由家庭传播媒介研究与家庭传播效果研究两部分组成，具体包括：哪些大众传播媒介和人际传播媒介在家庭传播中起作用？它们各自的角色和功能如何？具有什么优势，又存在哪些不足？如何比较不同媒介(口语媒介、书信媒介、电子媒介)在不同历史时期对家庭传播的影响。

特别值得一提的是，在中国的家庭传播中起到了举足轻重作用的媒介——家书、家训(作为中国传统社会一种极富特色的家庭教育形式)：从《颜氏家训》《朱子家训》到《曾国藩家书》《钱氏家训》《傅雷家书》……它们承载着哪些家庭传播的道德伦理准则？到了电子媒介时代，家庭成员不仅共同观看媒介，讨论媒介，而且将媒介内容整合到他们的关系和家庭中；那么，电子媒介(电视、电脑、手机等)，特别是社交媒体给传统的家庭形态带来何种挑战和冲击？为家庭传播引入了哪些新的概念和互动模式？赋予家庭和家庭成员哪些新渠道？家庭亲密关系在信息时代(“后传统”时代)的语境下是如何得以重构的？网络家庭给传统家庭传播伦理带来哪些冲突？如何拓展并建构新型的家庭人际交往网络？

与此同时，家庭传播也影响了媒介的形式和实践。考量媒介在家庭情境中的使用状况如何？为什么大致相同的媒介，在不同家庭会产生迥异的传播效果？或不同的媒介在相同的家庭传播情境，传播效果应如何测量和评估?如西方学者运用家庭沟通模式、父母介入等理论探讨家庭传播对于青少年的电视、电脑、手机使用的影响(Clark，2011；Krcmar，1998)。而这些理论在大陆传播学领域尚未有人涉及。

4. 家庭传播的社会情境研究

作为社会的一个子系统，家庭如同其它社会关系一样，不能脱离社会而独立存在。它总是随着社会发展而发展,社会变革而变化，社会影响家庭传播，家庭传播也影响社会。因此，考查家庭传播的社会情境研究包括政治情境、经济情境、文化情境等社会情境对家庭传播的影响，比单纯的效果分析更有价值，其不仅在于方法论的变化，更是研究视角的转变。在这部分需要探究的是：中国的家庭传播如何受到这三个因子的影响？这三个因子所起的作用如何？各自影响的力度有多大？

特别是探讨我国的国家政策(计划生育政策、二孩政策、养老保障制度等)对家庭传播的影响：独生子女家庭传播、二孩家庭传播、留守儿童家庭传播、失独家庭传播……这些都是中国文化情境下家庭传播独有的问题,西方文化无法做出，却具有普遍社会现实意义。

不同文化(少数民族文化、地域文化、中西文化)背景下的家庭传播比较研究：少数民族与汉族家庭传播有何不同？东部与西部地区的家庭传播呈现何种差异？儒家文化浸润下的中国家庭传播与西方家庭传播有何异同等。

现代家庭与传统家庭在家庭传播过程中的文化差异：经济发展、全球化思潮和新媒介的蓬勃发展，家庭结构的核心化、小型化，家庭功能的外移，家庭模式的多元(如丁克家庭、单身家庭、单亲家庭、空巢家庭、同居家庭、网络虚拟家庭等)，改变了传统的家庭传播模式，带来了家庭传播角色和关系的变革，也使中国家庭也遭遇传播伦理的考验和挑战；与西方国家同性恋家庭的合法化不同，中国一些同性恋者迫于社会和家庭的压力，选择与并不相爱的异性组成家庭，那么这些家庭内部如何进行传播的……

反过来，作为家庭和社会透视镜的家庭传播本身也是自变量，具有能动反作用于社会的能力，是理解社会转型、时代变迁的重要中介。那么，将家庭传播研究置于社会变迁或社会转型的时空下，深入研究家庭传播与社会互动关系，解读家庭传播如何折射出家庭权力的变更，乃至不同历史时期的政治、经济、文化和社会的演进轨迹；建构或解构家庭传播所蕴含的文化内涵，都将突破将家庭传播作为单一研究对象的分析模式，使其具备成为透视家庭和社会研究视角的可能性。

5. 家庭传播史研究

历史研究往往是一门学科最基本的研究方向。对于中国家庭传播史研究来说，它应该包括两层含义:

一是宏观家庭传播史：研究人类历史长河中中国家庭传播的演进历史，它将回答我国家庭传播的起源与本质；在不同的历史时空中，有着古老历史渊源的中国家庭传播经历了哪些变迁？追根溯源，探究中国古代家庭在传统儒家思想的“三纲五常”中的“夫为妻纲，父为子纲”“亲亲、尊尊、长长，男女有别，人道之大者也”“家国一体、家国同构”等思想的影响下，家庭传播行为呈现与西方哪些不同的基本特征？与现代家庭传播行为进行纵向的历史比较分析，密切关注社会转型期家庭传播的新常态和新特征，思考中国家庭传播的独特性，回应社会和时代的关切议题，这无疑是中国家庭传播研究与实践的重要财富。

二是微观家庭传播史：侧重于探究单个家庭内部传播的发展历程，以及家庭内部个体成员之间交流互动的博弈关系，强调家庭传播自身变化的动力。因此，从一定程度上来讲，微观家庭传播史蕴含了个人、家庭和社会的三重变奏。

从家庭传播史的角度关注家庭传播的发展与变迁，将家庭传播放入历史大变迁中探讨家庭传播与社会发展的互动关系，进而探讨社会变迁的原因与动向，将成为家庭传播学领域的主要研究范式之一。

总而言之，从拉斯维尔的5W模式出发，聚焦恋爱与择偶传播、婚姻与亲密关系传播、代际传播、兄弟姐妹传播、其它拓展家庭关系传播；研究家庭压力处理与传播、家庭角色与类型传播、家庭决策传播、家庭冲突传播、家庭暴力传播、亲密关系与家庭传播、家庭隐私传播、家庭性传播问题……都成为了当前我国家庭传播研究迫切需要解决的核心命题。

(二)借鉴吸收西方研究成果，构建科学的方法论体系

作为国内的新兴研究领域，中国家庭传播研究应经常与国外学者进行交流，及时译介国外家庭传播研究的著作和论文，清楚洞悉国际家庭传播研究的前沿问题，善于辨析他们做研究的规范和方法，准确把握国际家庭传播研究的发展趋势，借鉴他们较为成熟的方法论体系，构建我们科学的方法论体系。因为方法论对于学术研究的规范性和科学性具有决定性影响。

方法论是指“以方法为研究对象，探讨方法的形成、变化和发展的规律，方法的性质和作用、特点和功能以及各种方法的联系等问题”，它由三个层面组成：(1)本体论和认识论组成的哲学层面；(2)各种前提假设、定律及其逻辑推理等组成的范式层面；(3)各种具体研究手段组成的方法层面。其中本体论、认识论属于哲学层面的范畴，研究范式反映了研究思路和视角，方法是工具性手段，由此形成了哲学观-价值观-工具手段的方法论体系(胡宗山，2003)。

这种从哲学的本体论、认识论的体系结构和思维方式出发，在实践层面和理论层面建构包含本体论追问、认识论根基、研究范式和具体分析方法的方法论体系，不只是对家庭传播研究方法的内涵、特点和应用进行解析，而是探究方法自身的理论体系何以可能，如何在不断变换的时间维度中塑造一个相对稳定的空间理论维度，以此为具体研究方法的变化、选择和运用提供理论指导(具体见表2)。

(三)凝聚学术共同体，强化主体性认同

构建中国家庭传播研究的主体性，还要看家庭传播研究是否已经形成学术共同体，研究者是否在关键问题、知识生产和建制上形成共识。

学术共同体指具有相同或相近的价值取向、文化生活、内在精神和具有特殊专业技能的人，为了共同的价值理念或兴趣目标，并且遵循一定的行为规范而构成的一个群体(吴飞，吴妍，2011)，其构成要素包括：学术共同体的主体；主体从事活动的领域；共同的奋斗目标；相应的内在制度；成员之间归属感(苌光锤，李福华，2010)。

对照以上标准，西方的家庭传播研究已然形成了一个较成熟的学术共同体，拥有专业的研究人员、代表作、教育机构、学术机构、学术刊物等，学术共同体内部交流比较活跃，专业方面的看法比较一致(托马斯·库恩，1977/2004：288)。通过共同的语言，西方家庭传播研究学者很好地理解学术领域，分享资源，进行交流沟通，成员之间形成了相互影响、相互促进的人际联系；改变了单个学者孤立的状态，知识的验证、联合和适用性，更多地取决于共同的质疑、讨论和争辩(弗兰克·罗德斯，2001/2007：55-56)。

相比之下，近年来我国的传播学研究大多是从宏观层面上进行媒介的政策解读、理论探索，聚焦媒体大方向(媒介融合、大数据、人工智能等)，而对于微观层面却很少关注，几乎很少有学者去关注家庭内部的传播现象，而这和我们每个人的生活却是息息相关，密不可分的。即使少数学者的家庭传播研究，基本上也是属于自发、松散式的，且呈现碎片化的特点，如关注微信红包在中国人家庭关系中的运作模式(张放，2016)；探讨亲子之间的数字代沟、数字反哺、远距离的数字沟通问题(林枫，周裕琼，李博，2017；吴炜华，龙慧蕊，2016；张煜麟，2015；周裕琼，2014；朱丽丽，李灵琳，2017；朱秀凌，2017)；聚焦家庭仪式传播(杨立川，2015)等。学者们大多是站在各自的研究视角上自说自话，并未在关键问题和核心知识能力上达成共识，相互之间也难以进行对话、沟通与争鸣，更谈不上在知识谱系上形成强有力的逻辑勾连。

因此，凝聚中国家庭传播研究的学术共同体，以学术为中心，以提升共同体的学术创新能力、话语权和归属感为核心使命，形成广泛认同的学术理念和共同的价值追求，强化主体性认同，是促进家庭传播研究繁荣和学术创新的重要路径。

本文系简写版，参考文献从略，原文刊载于《国际新闻界》2018年第9期。

封面图片来源于网络

本期执编 / 库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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