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那个早晨,有关道德的信仰灰飞烟灭 _ 卢旺达大屠杀纪念日

2022年4月15日10:57:28在那个早晨,有关道德的信仰灰飞烟灭 _ 卢旺达大屠杀纪念日已关闭评论
1990年,卢旺达主要族群之一——图西族难民组织卢旺达爱国阵线与另一主要族群胡图族的政府军爆发战争。在周边国家的调停和压力下,两方于1993年8月达成了脆弱的停火协议。1994年4月6日,卢旺达总统朱韦纳尔·哈比亚利马纳和布隆迪总统西普里安·恩塔里亚米拉乘坐的飞机在卢旺达首都基加利附近被击落,两位总统同时罹难,该事件成为卢旺达大屠杀的导火索,胡图族在卢旺达全国范围内发起了针对图西族的血腥报复,一些胡图族中的温和派也惨遭杀害。1994年7月,卢旺达爱国阵线与邻国乌干达的军队反攻进入卢旺达首都基加利,击败了胡图族政府。200万胡图族人——包括一些屠杀参与者,由于害怕遭图西族报复,逃到邻国布隆迪等。有数千人由于霍乱痢疾死于难民营。卢旺达接近1/8的人口随着这次屠杀消失。联合国大会于2003年12月23日宣布将每年的4月7日定为“反思卢旺达大屠杀国际日”,在2018年又将其改名为“反思1994年针对图西族的卢旺达大屠杀国际日”。

大屠杀发生的当年,法国战地记者让·哈茨菲尔德前往卢旺达,开始调查和报道这场人间惨剧的进程及后果,试图艰难地回答这个问题。他花了十四年的时间,在一线走访了大量大屠杀的亲历者,记录他们口述的记忆,写成“卢旺达屠杀三部曲”(《赤裸生命》《屠刀一季》《羚羊战略》)。如今,它们经过结集和精简,以《与屠刀为邻》的中译名出版。

尽管屠杀后卢旺达立即颁布了民族和解的政策,也试图与旧有的充满仇恨的种族关系决裂,但对大屠杀的亲历者——不论是行凶者还是幸存者而言,生活都已经被彻底改变了。记录屠杀亲历者的记忆,成为一场荆棘遍布的“残酷”旅程。哈茨菲尔德在书中观察到,背负着罪感的胡图族人普遍惯于沉默,借由谎言、否认和健忘编织出更易被接受的故事。劫后余生的图西族人不再相信曾经的道德信仰,陷入一种“永恒的孤独感”和对人性的根本不信任之中。大屠杀带来的从不仅仅是生命的消亡,更是对人类文明信仰的崩塌。在这样骇人听闻的悲剧面前,并没有人可以泰然地直面。

不过,这或许也是这份口述记录最为珍贵的价值。如今,我们能从海量的文献中找到有关大屠杀的国际关系、身份政治分析,能从《卢旺达饭店》这类影视作品中尽可能地感受那段历史的氛围。但唯有亲历者的记忆能清晰地告诉我们屠杀之于个体生命意味着什么。悲剧的历史并不只停留在它发生的时空中,而是融入了亲历者的语言中。被讲述的记忆或许混杂着遮掩和谎言,但它才真正使我们与大屠杀带来的痛感相遇。而记住这份痛感,是为了让悲剧不再以类似的形式重新在当下和未来降临。以下内容经出版社授权摘编自《与屠刀为邻》,有删改,小标题为摘编者所加。

《与屠刀为邻:幸存者、刽子手与卢旺达大屠杀的记忆》,[法]让·哈茨菲尔德 著,龙云、孙旋 译,北京日报出版社·理想国 2022年3月版。

与屠刀为邻:“和解”一词,究竟是什么意思?

房子被烧,屋顶被拆,大街上尸横遍地,牲口四散游荡,屋门零落,垃圾丛生......1994年夏天,动乱之后,荒凉的气氛笼罩在尼亚马塔的每个角落,十年之后举行纪念活动时,当时经过此地的记者已经辨认不出昔日的这座小城。流亡者和战争带来的破坏非常相似,而且给人更多的印象是,这种突如其来的人去楼空超出了大家的想象,爱国阵线军队回来也无济于事。

5月14日,爱国阵线的军队启程。军队出现在沼泽地周围,帮助大约2500名图西难民逃离苦境。大部分幸存者都被护送到主干道尽头的营地,其他人则很快分散在乡村田野之间,他们找到了栖身之所,有的在废弃的房屋里还找到了战利品。伊诺桑回忆说:

“我在一座小房子里睡觉,没有任何援助,等到傍晚才出去找点东西。每个幸存者的命运各不相同。有些人找到了亲人或工作。有些人剩下些许气力,他们开始了碰运气般的搜索发掘,找到了一袋袋的粮食、被掩埋的摩托车、散失的奶牛,甚至还有存款。逃亡者当时粗心大意,倒让某些人发了财。”

胡图族逃亡大军共有50000人,一路向刚果进发,男人、女人、孩子们浩浩荡荡,而此前他们曾洗劫过惨遭屠杀的50000名图西人的家园。这个夏天,从布隆迪和坦桑尼亚归来的流亡者纷纷涌向尼亚马塔。他们坐着汽车,纷纷攘攘地到来,与当地荒凉的气氛很不协调。他们唱着歌,按着喇叭,挥动着横幅,跟足球场边的球迷似的。他们出生在这个地区,离开祖国多年之后重回故里,真是开心不已,但一看到悲剧之惨烈,不禁心痛难忍。他们大部分人都支持爱国阵线,把持了空出来的权力机构:市政府、法院、军区、警察署、两所高中、市场对面的大酒吧、医院、教堂。

但是,需要等到两年之后,需要等到50000名胡图人从刚果回来之后,山区才开始脱离幽灵般的荒凉色调。胡图人排着队由军人们押送着回来了,7000多人很快被关进了里利马监狱,在荒芜的土地旁又释放了另一批人,他们发现达摩克利斯之剑悬在了自己和图西族幸存者的头上,从此他们又将比邻而居。

幸存者注定要和刽子手及其家人一起共处,这是多么阴暗的命运!历史是多么残酷!由此诞生了“和解计划”,掌权的爱国阵线、欧美出资者、人道主义机构、联合国驻该国机构、教会组织都坚持采用这个名称。五年和解计划或项目最后怎么样了,究竟是值得称赞,还是有点虚伪?“和解”这个多义词到底是什么意思:是礼拜仪式的,政治层面的,还是精神层面的?

想象一下初到尼亚马塔的外国人,一名导游正在等他。外国人住进教区的房间,管理人是一名胡图族神父,或者住进图西人埃马纽埃尔(Emmanuel)新开的旅馆。他信步到集市去闲逛,去参加弥撒,为歌声而心醉神迷。在体育场内,站在扶手旁边,周围是喜形于色的人群,他看到布盖塞拉体育队正在进行足球比赛,这支球队足以和首都所有的甲级队对垒。第二天,他受邀来到小学校。走到任何地方,导游都让他看图西族和胡图族随处可见、密不可分的生活,并且确切地告诉他,他们之间已经没有了争斗。外国人可能会由镇长陪着和公众座谈,与高中教师或公审大会主席闲聊:所有人都会向他描述这种严肃认真的气氛,不管是在会议中,在勤奋学习的课堂上,还是在顺利进行的审判里,总之和解正在有条不紊地进行。

因此,在前两三天,和解的幻象一直延续着,直到清晰的裂痕被看见为止。例如,做完弥撒出来,信徒们在广场尽头就分为两群,各自谈论誓言和本周的新闻。然后,他们分头回家,两群人互不搭话。市场上,农妇们双眼对视,没有好眼色,彼此都不开腔。在兽医或司机聚集的酒吧里,某位顾客自个儿在一边喝酒,或者想插进去和别人聊天,但没有人听他说话。别的地方,某人干脆拒绝了别人的盛情,不理对方递过来的香蕉酒。

电影《卢旺达饭店》(2004)剧照。

离开尼亚马塔,越往山区走,这种对立的迹象越会频频映入眼帘。行人突然横着穿过道路走到另一边,嘴里嘟嘟囔囔朝另一名路人说难听的话,或者来几句冷嘲热讽。从集市回来,很多人逗留在森林外面,想等人多了一起穿越森林。我想起了初次见到西尔维·乌姆比耶伊时,她对我说过的各种“害怕”。

外国人爬到基本戈的中心,只见农民们劳作了一天,都到这里来消磨时光。这边一群图西人正在闲聊天,百米开外是一群胡图人。翻译介绍着随处可见的例外情况:伊尼亚斯因为小牛犊的事情而向图西族养殖者请教,菲菲正在和图西族女伴聊天。但一开始和他们聊天,外国人马上就会感觉不对劲儿——这种不对劲儿将成为每天都会发生的事,将转化为焦虑,或者说一种恶心的感觉—这种不对劲儿在逗留期间可能会与日俱增,甚至在他回国之后还经久不息。

人们怎么看待共处和“和解”这个主旋律?他们之间也谈这些吗,在什么场合?因为这和解是专制政策的基石,是外国出资人的关键词,我事先想到了一些并没有意义的客气的答案。令我出乎意料的是,胡图人和图西人——至少说参加过前两部访谈的人——都坦诚地进行了回应,说话很放松,很有意思。

“国家发挥了作用,但并不能从幸存者心中彻底消除复仇的念头”

阿方斯:

“我可以按照要求来适应新的生活。酒吧倒闭关门之后,我开垦了土地。我永远也不可能达到之前的富裕程度了,但是没关系。凶手比幸存者更快地适应了新生活,因为他们没有丧失生活的热情。他们一直开荒开到了潮湿的洼地,干旱肆虐的时候,他们灌溉着新的庄稼地,他们把好的收成储藏起来,到时可以卖个好价钱,他们烤制大量的香蕉酒,市场都红火起来了。

看得出来,图西人不像以前那样干活了。他们一直很难过。他们还是有这样那样的痛苦,他们很脆弱。要是没有及时的降雨,他们很快就失去了动力。

胡图人呢,他们劲头很足,以前他们觉得这下子可完了,老婆也可能会跟别人生孩子去了,后来他们却获释了。因此,他们觉得和解是有利的。

我加入了两个农业合作社,一个是尼亚巴隆戈河沿岸的甘蔗种植合作社,共有83名胡图族和图西族农民参加,另一个是粮食种植者合作社,共有130名成员。我们还组织了实物抽奖来鼓励购买,我们一起喝酒,聊天也很得体。但要说友谊嘛,那是另一回事。

国家发挥了作用,不允许复仇情绪破坏和解政策,但这并不能从幸存者心里彻底消除复仇的念头。我知道他们并没有原谅我,但是国家原谅了我。即使幸存者同意和解,他们和凶手们在一起也没有安全感,害怕再次受到打击。卢旺达已经没有信任可言,重拾信任得等好多代人之后了。

我呢,我没有想过,为什么大家当时会同意上演这场闹剧。当局很有说服力,推着我们往前走。我们收到指令奔赴沼泽地,后来没有指令,我们照样前赴后继。现在,要讨论每个人犯下的罪行是非常棘手的事。专门去向某个人请求道歉吧,这也不顶用,事先就知道是白费劲。

我觉得图西人的表情掩藏了他们的指责心理,因为他们受到过严厉的训诫。现在这样平安共处,我觉得很自在。”

电影《卢旺达饭店》(2004)剧照。

让维耶:

“谁都可以改变,我们也可以。如果没有忘记我们的亲人,没有忘记他们被杀害的方式,改变也并不可耻。如果生活还不错,胡图人干下的坏事也就显得没那么严重。有人又养起了奶牛,有人收成很好,有人又结婚生子,对他们来说,苦已经受完了,回忆不会有更大的刺激。但是对于60岁的老母亲来说,无儿无女,孤苦伶仃,还得自己去打水,在她面前提‘和解’有什么用呢。”

西尔维:

“为什么不能和解呢?我觉得可以。和解得跟从前一样啊,这绝对不可能。但是为什么不能和解到80%呢?那剩下的20%,就是信任。至于其他的情绪嘛,还过得去,往前走就行了。

以前,我对恐惧特别敏感。当我看见凶手的时候,就想起死去的父母,想起我失去的一切。我之前已经说过:如果老是想着屠杀带来的恐惧,那绝对会丧失所有的希望。我们成功挽救回来的东西,也将全部散失。我希望未来能够幸福。我不想总是怀恨在心,而让自己郁郁而终。一名从种族屠杀中幸存下来的孤儿,他没有父亲,没有亲人,没有住处,没有工作,他不能考虑任何的和解事宜;同样,一位老母亲也是如此。我身体没毛病,孩子们都很可爱,我还可以走动走动,说说话。我的生活曾经被扼杀,但是我绝对要继续自己的生活。虽然我对别人已经没有了信任感,对自己却还是充满了信心。”

伊诺桑:

“我相信和解,但首先是和自己和解。第一天早晨,我从窗户看到邻居拿着枪跑了出来。我知道他在找我。我躲了起来,太太去了教堂。我们从此再也没有见过面,我像犯了错似的苟活于世。过了这么多年,我相信自己之所以当时没有去教堂,完全靠的是运气,而不是别的东西。与自己和解得越好,也就越想与他人和解。我再婚了。再苦再难,我的第二位太太都支持我。现在,我又有了四个孩子,走在街上别人也对我很热情,我是学校校长,同事们也尊敬我,这都是和解的迹象。

至于与胡图人的和解,如果要与他们通婚,互赠奶牛,在聊天中彼此欣赏,这是想也不敢想的事情。他们杀人时眼睛都不眨一下,从没有思考过任何问题。这是最异乎寻常的。比如这些问题:如果我杀了人,能解决我的问题吗?某一天,我是否会想起在泥沼中被杀害的邻居呢?如果这样杀人的话,到时候会不会也轮到我的头上?不,绝对不能,他们没有想过这些问题,我们是不能习惯这一点的。

但接近胡图人却是必须的。说到底,图西人也并没想独霸整个国家,没有胡图人,他们也很难维持下去。胡图人挥刀砍向图西人的时候,他们也挥刀砍向了大自然。我是农民的儿子,我知道,对于图西人的繁荣富足来说,胡图人是不可缺少的。胡图人更加强壮,干起活来更加勇猛,他们与土地更为融洽,他们对付恶劣天气也更大胆,他们骨子里流着农民的血液。当干旱袭来时,每天早上,他们可以步行五公里或更远的路到湿润的沼泽地种庄稼。

图西人的土地将变成牧场,土地荒芜,市场萧条,打架斗殴也会接踵而来,因为图西人之间也开始变得狡猾。土地荒废,游牧生活,饥荒,中世纪。

胡图人需要图西人给他们供应肉和奶,而且他们不如图西人聪明,善于制订各种计划安排,当然大屠杀计划除外。但是,图西人更依赖无与伦比的胡图族劳动力。

图西幸存者没有任何未来,作为他们中间的一员,我可以这么讲。再过三四十年,就没人谈起他们了,就是不病死,他们也老死了。当然他们还有孩子,但孩子们嘛,他们会怎么看待父辈身上的包袱呢?他们是否会承受这一重负?幸存者本人对往事的哀怨,现在已经与十年前大不相同。他们承受了这一切,他们很温顺,他们重复那些善意的话语,他们慢慢疗治失望的心情。

那些不属于幸存者的图西人,那些流亡的图西人,他们要求永不复仇。他们知道自己最聪明,他们表现得很有耐心,也不找胡图人麻烦。在基加利更是如此,那里有更多温和的胡图人,还可以和他们坦诚相见。流亡的图西人什么也没有忘记,逃亡的疯狂、流浪的艰辛、家人的屠杀,如此种种,他们既不是叛徒,也没有忘恩负义。但他们将这次大屠杀视为人祸也比较合适。历史上的一次恐怖事件,却需要人们做那么多的努力,来消弭灾难肆虐的痕迹。他们发明了和解政策,因为在卢旺达,七成都是胡图人。

他们拿起屠刀制造了大屠杀,之后还占绝对多数,真是很恐怖。

和解是共享信任的共享。和解政策是公平地共享怀疑。”

电影《四月某时》(2005)剧照。

“如果说有点小收获,那就是关于人的看法和怀疑”

阿方斯:

“出狱的时候,我害怕看到幸存者。自己慢慢有了勇气,敢接近他们了,在忏悔自己行为的过程中,我感受到更人性化的东西。我不再是此前的阿方斯,当然也有点负面的改变。这段阴暗的日子改变了我的想法。在这痛苦的几年中,年纪也逐渐大了。牢狱损害了我集中思考问题的能力。

就像我曾经跟您说过的那样,有人嘲讽你,有人指责你,这比让你拿起屠刀还难受。对于没有与我们为伍的人来说,很难理解这种情况,现在这种感受让我备受折磨。

我杀过人,坐过牢,我很害怕。害怕邪恶,这种恐惧感与我形影不离。但是,我在经济上的变化更大。我失去了财富,不能再像以前那样讨价还价,做决定之前总是望而却步,我不能再大手大脚地花钱,我不能再雇人干活。在生意上,我不如从前那么有魄力。我感觉很不自在。我怀念一去不复返的昔日荣华。”

潘克拉斯:

“我觉得,跟屠杀前相比,我成了一个更好的潘克拉斯,因为我知道曾经的我是什么模样,我知道自己是多么贪婪和血腥。但是,我已经改邪归正。因为这些糟糕的经历,我现在已成为更好的人,我知道自己已与邪恶决裂。

我曾经与同伴们一道野蛮残暴,我曾经服从过恐怖的当局,我曾经挥舞着大刀参加过屠杀大军。我一无所有地回到了家园,我明白了干坏事带来的恼人后果。

不管怎样,我的性格还是相似的。我从前很虔诚,是个好小伙儿;我现在更加虔诚,是个更好的小伙儿,就这样。如果可以说的话,邪恶已经让我脱胎换骨。”

伊诺桑:

“我变了。屠杀之后两个月,我踩中了地雷。现在,我跑不快了,有时候在家里也很害怕。屠杀期间,我整天四处逃命,跟羚羊无二;现在,我再也不能应对这样的威胁。当然,如果卢旺达再来一次大屠杀,这是不可思议的。‘当然’‘不可思议’,这些词在非洲意味着什么?这自然会让我担忧。

回忆被追杀的经历并无大碍。和那些很想了解大屠杀的外国人讨论,出于方便的原因,描述那些饱受污辱的情景并不在话下。说实话,那时候,我没有受什么污辱。很多同胞都受辱而死,尤其是那些不想将缠腰布挽到肚子上狂奔的老母亲,那些拒绝爬到地里找木薯吃的老父亲。

我没有受辱,压根就没有。生活给了我猎物般的命运,也就是说要争取还是要放弃。对所有人来说都是一样的命运,大家受到的妨碍真是太相似了。在卡云巴山,我们东弯西拐,耗费了所有的精力疲于奔命,根本没有余力想那些开不了口的问题。我们知道我们都将死亡,可还是要不停地逃跑。

只是到了后来,我才觉得耻辱,从森林中出来回到了社会上。那段生活留下的怪癖:不洗衣服,胡乱睡觉。我发现孩子们看着我,他们以前都认识我这个有身份的老师,他们看着我爬到树上摘香蕉,手握着红薯吃得津津有味。或者,突然俯下身去,当着行人的面喝坑中的水。虽然我觉得羞耻,却不能掩饰这些怪癖。我来到了基加利,在路边踩中了地雷。没错,我受了伤,大难不死。我觉得自己方方面面都遭到背叛,有种一无是处的感觉。

现在,出现了一种更具背叛性的侮辱。看到富裕的胡图族家庭,看到凶手们开始卖命地劳动,看到他们开荒,收成不错。看到胡图人即将就学或享受好的条件,看到他们星期天穿得体体面面,看到婚礼的队伍非常隆重,我心想:当时,我们跑得那么起劲儿,为什么现在落伍了,沦落到这般田地?我们没有发展,收成很差,缺衣少食。每天早上,我们都在证明自己对生活的那份忠诚,到了晚上已经筋疲力尽,为什么对我们的回报却如此之少?为什么富裕迟迟不登我们的家门?类似这些问题让我内心很受侮辱。

我多少恢复了信心。我管着一所学校,新娶的太太给我生了孩子,有人请我喝啤酒,一起讨论项目,有人请我参加婚礼,还有人送了我三头奶牛。但是,我没有什么精神上的收获,在精神上,这次屠杀没有带给我什么东西,没有任何有益的教训。我所获得的,大概就是一点仇恨,如果可以这么说的话。以前,我和其他图西人一样信任胡图人。现在不是了......说实话,我很难大声表达我所感受的真相。

如果说有点小收获,那就是关于人的看法和怀疑。一方面,我们自以为和某人是好友,互相赠送奶牛,谈起话来像亲兄弟一样,最后他却拿起刀来杀你。另一方面,我们以为遭到遗弃,日子过得一塌糊涂,有位女子同意和你结婚,虽然她知道你一无所有,甚至连勇气也丧失殆尽。你很不幸,一无所有,具有攻击性,这时候她来安抚你,让你重整旗鼓。这是个教训:人的重要性是看不见的,人带给你的失望或满足更是看不见的。

经过屠杀之后,我的理论发生了改变,我不再像从前那样信服哲学思想,我开始警惕传统的观点,我不再遵守逻辑。我学会接受不可思议,接受各种惊奇,学会格外警醒地思考。在所有的思想后面,我都做好了会有背叛的准备。没有任何解释可以让我满意。警惕刺激了好奇心。我始终想知道表象背后的东西。”

电影《四月某时》(2005)剧照。

贝尔特:

“在沼泽地,我们过着猪一样的日子,我们保留着那段生活的印迹。当然,我们不会重新开始,但是我们知道,我们曾经经历过。我们不再像从前那样看待这段动物般的生活。我们带回来了一些小小的怪癖,比如:喝水的时候不那么讲究,煮饭的时候不那么细心,吃饭的时候狼吞虎咽,或者在众目睽睽下吃饭。

时间久了,小毛病渐渐改掉了,我几乎感觉不到它们的影响。但是,回忆也取决于现在的生活。如果活得痛苦,如果孤独和干旱让人信心全无,我们就不觉得是幸存者,不觉得是幸运儿。如果五谷丰登,如果不用为衣食操心,我们就会觉得舒服得多,更像活着的人。

在沼泽地里,凶手对我们极尽侮辱。因为藏在纸莎草中的人很多,我们不会觉得那是直接针对自己一个人。我们感受到的主要是危险。危险已经将侮辱的感觉从心中涤荡而去。说实话,当时那见不得人的生活,现在我并不觉得受到侮辱,除了听到凶手们的嘲讽和持否定论调者的谎言之外。

我呢,幸运的是没有被强奸。我不会因此而感到羞愧。但是也有别的尴尬,而且一直都存在,这就是孤独。我已经认不出发生屠杀前我还是姑娘时的样子。大屠杀之后,我觉得非常孤单,只有绝望将我无情地包围。我觉得自己是唯一感到孤独的人。我想只有我自己能够理解我所经历的境况。就是在幸存者当中,即使我那些命运不济的好女伴,她们也不能成为我的知心朋友。我唯一的朋友就是我这凄凉的身躯。

从前,跟所有的卢旺达小孩子一样,我会想到善与恶。我相信可歌可泣的努力,相信恰当得体的举止,相信人间的正道。在沼泽地里,在一个屠刀飞舞的早晨,我明白,这些信仰都可能灰飞烟灭:如道德、奖赏,以及与此相辅相成或相得益彰的利益和快乐。从今以后,我对道德、说教以及高尚的说辞都多了个心眼儿。

我知道,这次大屠杀是独一无二的,我不懂历史,我不知道怎么来看待其严重性。我受到了冲击。从您上次来过之后,我不知道还能给您说些什么。对于您所提出的关于大屠杀的新问题,我不知道还能作何回答?我可以更加从容地回忆屠杀。我不能成天在恐慌中度日。我不想逃避平日里的人们。但是,我觉得回忆非常危险。我从前的生活已经终结。新的生活已重新启动,开始了新的方向。前一次生命中的所有期待,在第二次生命中再也找不到了。

《向您告知,明天我们一家就要被杀:卢旺达大屠杀纪事》,[美]菲利普·古雷维奇 著,李磊 译,南京大学出版社·三辉图书 2020年7月版。

我父母养了10头奶牛,还打理着一个茂密的香蕉园,每次从市场回来,他们都在桌子上点钱。家里有11个孩子,开始学着辛苦地干农活,这是个大家庭。我们从收音机里听戏、听音乐,还可以到富裕的邻居家过夜。父母很疼我。我在班上是第一名,父母希望给我支付足够的费用,让我读中学,我本应该读完中学,然后到吉塔拉马或基加利去念书,我将像很多妇女那样活得很体面。

现在,我每天起床后就烧火做饭,喂孩子;我的思想已经模糊不清。我的内心中常常仇恨与恐惧交织。有时候,我真的想挑衅,我觉得自己与快乐无缘。接纳一个丈夫,开始幸福的生活,我还看不到这些。

我不想结婚,这就是没有追求者的真正原因。作为大难不死的孤儿,要选择一个好丈夫是非常痛苦的事情。如果他自身没有问题,但是不理解你,这行不通;如果他理解你,自身却有很多问题,这也好不到哪里去。如果他担心你有问题,做不了模范妻子,他也会退避三舍。批评可能会来自四面八方。在卢旺达,如果两口子吵架,总是双方家庭出面解决。自己无亲无靠地嫁给一个男人,这是很危险的,没有亲人,也就没有温馨的港湾,没有妈妈的臂膀,也就没有休憩的怀抱。我太冲动了,我忍受得太多,不敢贸然接受男人的抚慰,我觉得自己已经无可救药。我宁愿女人独自忧伤,当然可以私下生子,因为这是任何女人都不能放弃的。

在沼泽地里,我们说如果大难不死的话,以后就不卖鸡了,免得让其成为人们的口中之食。我们没有遵守诺言,看到细嫩的鸡肉,谁还管那么多啊。我呢,我喜欢成熟的香蕉,但是我再也不会吃了;现在,听收音机的时候,音乐和戏剧再没有快乐可言。当时,我们还做过承诺,说如果侥幸逃生,那么就啥也不嫌弃,我的意思是说,什么都不会拒绝。这是第一个被遗忘的诺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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