把“不给别人添麻烦”上升到人际交往的立身之本是日本独有的现象。在日本，从个人自理能力到礼仪修养、道德规范，都属于“不给别人添麻烦”的范围。图为2020年1月，人们在日本京都府八幡市一处神社参观。 （南方周末记者 冯飞/图）
新冠造成了各种社会压力，对个体造成的经济和心理负担是显著的。但是，日本近日发生的一起自杀事件，却让人感到意外。
2021年1月22日，一名感染新冠病毒被要求居家隔离的女子在家中自杀，她的遗书写道，“不希望自己确诊感染新冠肺炎给周边人带来麻烦”，并且表示道歉。可是，不幸染病是令人同情的不幸，何须道歉？更不至于决绝赴死。引发这一悲剧的是极富日本特色的“不给别人添麻烦”。
在人际交往中“不给别人添麻烦”的自律观念并不算独特，在人类社会中普遍存在，但是把“不给别人添麻烦”上升到人际交往的立身之本是日本独有的现象。在日本，从个人自理能力到礼仪修养、道德规范，都属于“不给别人添麻烦”的范围。日本儿童从学前教育开始，就要接受相关的教育和训练。“不给别人添麻烦”就是如此深入人心、不言而喻，可以说整个社会的个人规范都建诸于这一观念之上。
“不给别人添麻烦”中的“麻烦”用汉字写作“迷惑”，中国的“迷惑”一词并不带有多少贬义，但是在日本却衍生出了困惑、苦恼的微妙含义。微妙而含混的“迷惑”让“不给别人添麻烦”扩大了范围——不仅要避免他人因自己的缘故付出可见的代价，还要避免让他人承担困扰、不快的心理负担。而后者甚至比前者更为严重，这就产生很多外人难以理解的“谜之行为”，比如说日本职场中曾经普遍的“早到五分钟”。这是指日本大公司的员工无论多早到达上班地点，都会齐刷刷地在正式上班前五分钟到岗。这种职场行为从未有过明文规定，却也不是偶然发生的。日本人普遍认为，上班迟到显然不可取，但比别人更早上班的积极也是“给别人添麻烦”——因为同僚们会因此显得不够积极而产生心理负担。因此，提前到公司者宁可以喝杯咖啡、闲逛的方式打发时间，也不会提前踏进办公室。
在日本，触犯“不给别人添麻烦”的禁忌，会受到他人的抗议，但是抗议表达的方式也相当隐晦。比如说，日本复杂的垃圾分类和投放规定常常让初来乍到的外人无所适从，难免犯规。如果遇到较为开朗外向的邻居当面指出并给予指导，那还比较好办。大多数情况下，外来者都没有这份幸运，他们只发现自己违规投放的垃圾原封不动地“自动”回到了家门口。这种无言的抗议既让人倍感羞辱，又无所适从。“自动回家”的垃圾可不会告诉你，到底哪里做错了。这显然不是有效的沟通方式，却避免了正面冲突的风险。这也属于“不给别人添麻烦”的一种，因为当面说教在日本邻居看来也属于给对方添麻烦。
日本社会“不给别人添麻烦”的极致和微妙引发了很多学者的兴趣，但是对其成因的研究始终莫衷一是。本尼迪克特在名作《菊与刀》中提出的“耻感文化”，仍然是最有影响力的一种解释。按照本尼迪克特的理论，日本独特的“耻感文化”特别注重他人反应和评价，因此无论如何都要优先避免冒犯他人的风险。这种源于对外部评价的紧张感通过心理上的“超我”，内化为“羞耻心”的高度自律，“不给别人添麻烦”就是这种高度自律的普遍表达。
1.3亿的日本人就是这样，把“不给别人添麻烦”视为安身立命的生活常识，这种朴素而又敏感的自律心理维系着日本社会的运转，从而形成了稳定度高、治理成本低的社会秩序。这种以自律而不是外部强制为前提的自发秩序在重大自然灾害中表现得尤为突出，2011年的“3·11”大地震，日本国民的镇定与守序，让全世界叹为观止。
然而，世界上没有完美的社会，也没有完美的文化。“不给别人添麻烦”的自律也有着值得重视的副作用，复杂微妙、瞻前顾后的人际关系紧张感也带来了严重的心理压力，这直接导致日本的自杀率长期居高不下。
彼之有余，吾之不足。日本社会的“不给别人添麻烦”拘谨过度，而当下的中国社会则需要借鉴其中的自律与自省。就“不给别人添麻烦”而言，“过”还是比“不及”要好一些吧？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