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双减”政策出台后，很多人认为今后的教育改革将对标德国，尤其是在职业教育方面，德国培养出了大量的优秀技术工人，并通过职业教育促进收入代际向上流动，成果显著，几乎是全世界的标杆。

然而，你可能不知道，德国新修订的《职业教育法》，也暴露出其近年来出现的一些困境和问题，这又给当前我国的职业教育发展带来哪些新的启示？

前不久，湖北日报有篇文章发布了一个所谓的“武汉打工人工资段位”：在武汉，研究生及以上学历的人，月薪中位数是11000多元，本科生的中位数是7100多元，而职校出身只有5400元，薪资水平垫底……

这赤裸裸地暴露了当下国内职业教育的尴尬现实。

近年来，职业教育已越来越为国家所重视。习总书记在对职业教育做出重要指示时强调，在全面建设社会主义现代化国家新征程中，职业教育前途广阔、大有可为。这无疑给当前我们的职业教育发展注入了一针强心剂。

然而，若广大学子缺乏前景广阔的上升通道，家庭焦虑和社会焦虑便难以消除，职业教育受认可度较低的局面也难以改变。

理论上来说，职业教育与普通教育属于两种不同教育类型，应当具有同等重要地位。然而现实情况是，几乎没有家长愿意让自己的孩子成为被分流的那50%。浙江省某位特级教师曾半开玩笑地评论：职高学生和普高学生最大的区别是，普高的学生都是昂头走路的。

职高学生为什么不能昂头走路？为什么德国的职业教育成为世界的标杆？

德国经验：“为每个人提供培训机会”

以制造业闻名于天下的德国在教育方面很有一套。这个从“二战”废墟上迅速崛起的西方国家探索出了一条特色“教育+职业”之路，在促进收入代际向上流动方面成果显著。

德国有着高度认可和接纳技工型人才的社会氛围。早在德国宗教改革时期，马丁·路德便提出“职业没有高低贵贱之分，做好本职工作便是服从上帝的安排”，这种“天职”观念深刻地影响着德国人民的职业观念和工作态度。

再加上近代实用主义思潮的影响，德国人十分注重产品质量及其实用性。

此外，学徒制源远流长，甚至可以追溯到中世纪。作为高级技工的“师傅”，不论是个人声望还是社会地位都很高。

德国教育分流体系完善，依据科学且路径畅通，不以考试成绩作为教育选拔和分流的唯一标准。国家没有统一针对各级各类学校的升学选拔考试，一般情况下，学生只需根据自身的学习兴趣向对应学校提出申请即可。

比如小学升中学，以小学成绩、教师鉴定、家长意见及学生志趣等因素为依据，把学生分流到主体中学（一般职业教育，4-5年学制）、实科中学（高等职业教育，5-6年学制）、文理中学和综合中学。

在德国教育发展中，各利益主体都十分重视基于双元制职业教育来培养学生的实践能力。联邦政府提出了“为每个人提供培训机会”的口号，通过系列法案，制定了统一的职业教育和培训质量、方式、内容等要求和标准。

德国的职业学院以“实践”为导向开展教学。根据《职业学校框架协议》，拿出1/3的时间开展基础课程，2/3的时间开展职业课程教学，并配备有2年以上工厂实践经历的一流专业师资，保证职业教育质量。

社会企业则安排24岁以上业务精湛且获得“师傅”头衔的实训教师对学生开展培训，带领学生在企业真实环境下进行专业实践，帮助他们迅速提高实践能力和操作水平，免收培训费，并为受训者提供平均为熟练工人起薪1/3的生活津贴。

种种举措之下，德国教育取得了令人瞩目的成果。我们可以看看2020年全球社会流动性的“七国集团”指标排名：

政府被批“学术化妄想”？

看起来，职业教育对标德国，以德国为样板，很有借鉴价值。

然而，近年来一个令人惊讶的事实是，在欧洲高等教育一体化的背景下，德国职业教育也面临着生源不足的问题，其传统职业教育理念正在遭受冲击。

根据德国《商报》的报道，截至今年7月，德国联邦就业局共登记了40.4万名学徒工作的申请人，这个数字比去年减少了3.5万。

近十年来，德国人口结构变化所导致的专业劳动力短缺和数字化时代对人才培养提出的新挑战，成为德国职业教育改革面临的重要议题。在此背景下，高等教育体系的不断扩张也对德国职业教育发展产生了冲击。

德国《世界报》认为，教育学术化是导致专业技术人员缺口的重要原因之一。对于很多人而言，获得一张高校毕业证书往往意味着更好的职业选择。

2018年12月18日，德国对《职业教育法》进行了1969年实施以来的第二次修订。在新修订的《职业教育法》中，德国政府提出“建设高等职业教育”的基本理念。即在职业教育领域的职业进修阶段建立等价于高等教育的职业教育结构。其目的是“发出职业教育和学术教育等价的政治社会信号”，以期提高职业教育地位。

面对高等教育大众化的冲击，德国新《职业教育法》设置了高等职业教育三级学位，采用“职业学士”和“职业硕士”学位名称，以期提升职业教育的吸引力。其中暗含两个层次：一是职业教育接轨学术化高等教育；二是德国教育接轨以美英为代表的盎格鲁-萨克逊国际教育体系。

然而，新《职业教育法》的出台引发了相关专家与学者的抨击。有学者用“学术化妄想”来加以批评。

诚然，新法采用学士（Bachelor）和硕士（Master）等表述似乎能够提高高等制约教育学位在全社会的认可度。但是，这一名称是在模仿高等教育学位，并不能从本质上提升职业教育的价值。相反，容易导致对职业教育中实践部分的忽视，甚至与学术学位相混淆。

德国工商技术科学及教学协会和联邦电子、信息、金属和交通技术协会明确表示，新修法案中含有本硕名称的职业学位是“无用的升值”。他们建议完全放弃使用“职业硕士”这个名称，因为该名称“并不能凸显职业形象”，反而表现出一种“释放学术信号但又达不到学术硕士水平”的状态。

借鉴盎格鲁-萨克逊的学位制度，也与传统的职业体系发生冲突。例如：德国手工业总会认为，现有职业称谓“师傅”在手工业行业中具有重要地位，不能被新的学位名称所排挤或代替。

可见，职业教育地位的提升，在今天的德国也成为了一个难解的问题。

打通上升通道布局工业4.0

从某种意义上看，德国新《职业教育法》的出台是一种妥协。发展职业教育，核心一定是提升其自身的吸引力。若非如此，职教和普通高等教育的地位始终是不平等的。

因而，中国在借鉴德国这个“尖子生”时，还必须有所取舍，规避一些已经出现与未来可能会出现的问题。总而言之，我们的职业教育改革仍需把重心放在“打通上升通道”上，为青少年的人生发展提供更多的选择和可能。

职业教育的重点在于培养职业技能，人才能否最终掌握符合企业发展需求的技术，才是培训结果最好的检验。值得欣慰的是，近年来国内的职业教育已有特色化的探索。

以江西赣州南康区为例。这里素有“木匠之乡”的美誉，聚集了大批家具企业。但随着家具产业升级，这些企业面临相关人才紧缺的局面。江西环境工程职业学院看到了机遇，与南康区政府签署协议，共建南康家具学院，打造产教融合培训基地。

这种合作模式下，学校的学生还未毕业，基本就被企业“预定”。

像这样的例子还有很多。如在安徽安庆，校企共建生产性实训基地、开办“工学一体”订单班等，办学新模式层出不穷；在福建福州，福建船政交通职业学院经济与管理学院与盛丰物流集团合作，建设校企综合实训基地培养对口的人才。

职业教育不靠学历接轨高等教育，而靠就业保障、收入提升以及技术门槛的提高，这或许才是避免“学术化妄想”的应有路径。

值得一提的是，德国作为全球性制造业强国，面临人工智能与数字化的冲击，也并没有做好充足的准备与升级。

“工业 4.0”时代，市场对人才知识结构的广度、创造性、复合性提出更高的要求。在越来越快的技术结构变化步伐中，许多特定职业技能在劳动力市场的更新迭代中都不再被需求。

同时，随着智能自动化、集成化技术更新速度加快，技术技能型人才的技术水平和层次需求也随之提高——然而，德国双元制职业教育人才培养的知识结构和层次结构还无法满足当前技术发展水平的需求。

未来，劳动者从简单的操作执行的角色，更多地向决策者、维护者、监督管理者等角色转变，这种转变需要更深厚的理论知识、系统的专业学习以及设计决策能力等作为保障。

而这个崭新的时代，并不会留给我们太多所谓“转型”的时间。从此刻起，我们的职业教育发展，便需要往全面数字化方向布局。

应对“工业 4.0”浪潮，职业教育除了培养学生一般的综合能力和通用能力，还应培养劳动者更多的关键能力，例如创新能力、可持续性发展能力、信息技术应用能力、多种语言的沟通和阅读能力、动手操作能力等。同时，须根据企业用人岗位需求以及社会发展新动态及时进行调整与变革。

参考文献：

1．德国以教育发展促进收入代际流动性提升的经验及启示，《教育评论》；

2．德国《职业教育法》修订的新动向及其争议，《比较教育研究》；

3．“模范生”德国的职业教育正在走进死胡同？界面新闻；

4.“工业 4.0”背景下德国“双元制”人才培养的挑战与应对，《大视野》；

5．人民日报相关报道及网络公开信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