元明清时期，是封建中央集权由鼎盛走向衰亡的时期，也是以科举制度为保障的传统教育逐渐动摇并向近代教育转型的时期。中央集权的加强和科举制度的发展，在给教育发展提供环境和条件的同时，也制约着教育的发展。另外不可忽视的是，民族融合、文化交流、西学东渐是元明清时期的一大发展趋势。在这一背景下，教育制度、教育思想和教育内容等都有了新的发展，为语文学科的独立和发展奠定了基础。
第一节 元明清语文教育概况
元明清是中国封建社会的最后三个朝代，自1271年元朝建立起，到1912年清帝退位，在这600多年间，各民族之间的思想融合和文化交流促进了我国文学艺术的发展。在文化教育方面也有新的发展：第一，革新派力主经世致用，在批判程朱理学的基础上，建立了自己的学说；第二，私学和义学越来越昌盛，搜书、藏书、编书之风越来越盛行；第三，西学东渐和多民族的文化交流给中国封建文化注入了新的活力和生机。
元明清三朝几乎都以“尊孔崇儒”为基本文教政策。但语文教育的发展相比前代有了新的动态。一是出现了《弟子规》《龙文鞭影》《幼学琼林》等幼学教材，二是编选了《古文观止》《古文辞类纂》《经史百家杂钞》《唐诗三百首》《千家诗》等阅读教材，三是创作了《三国演义》《西游记》《水浒传》《聊斋志异》《儒林外史》《红楼梦》等小说，四是编纂了《康熙字典》《佩文韵府》《四库全书》等典籍。活跃在这一时期的教育家有王阳明、刘念台、颜元、顾炎武、黄宗羲等人。这些新动态和这些教育家的教育思想极大地丰富了语文教育的内容，推动了语文教育的发展。
一、社会政治与语文教育
元明清社会的主要特点是巩固、统一的多民族国家的建立与君主专制的中央集权统治的进一步加强。后者既是维护国家统一与促进社会发展的需要，也是促使其走向衰亡的因素。后者在意识形态上的反映，则是文化专制主义的加强，作为社会上层建筑的语文教育也深受其制约和影响。
（一）元代社会政治与语文教育
元代的蒙古贵族，凭借强悍的武力建立了幅员辽阔的大帝国，但是他们的社会刚从奴隶制的游牧生活向封建制转变，文化发展水平相对较低。他们入主中原后，为了巩固统治和保障上层贵族的利益，实行了“汉化”政策，在经济、政治、文化等许多方面承袭宋制，使中国的社会得以持续发展。成吉思汗和窝阔台统治时期，政治家耶律楚材已试行汉化。忽必烈认同“帝中国，当行中国事”[48]的观点，广泛地吸收汉族知识分子参与朝政。这些政策在一定程度上影响了语文教育的发展。具体表现如下。
元代的文教政策以尊孔崇儒为核心。元仁宗曾对臣下说：所重乎儒者，为其握持纲常，如此其固也，[49]而崇尚儒学的原因则是：儒者可尚，以能维持三纲五常之道也。[50]为了实行尊孔崇儒的政策，元统治者加封孔子为大成至圣文宣王，诏全国普遍修造孔庙，对孔子进行祭祀；忽必烈带头认真学习儒经，重用理学家。全国普遍恢复和建立各级官学，使官给学田制度化，设立专人管理；明令确定“四书”“五经”为各级学校的基本课程和科举考试出题的主要依据；重视发展基层教育与社会教育，开始在全国城乡设立社学，允许私学和书院存在和发展，同时也对书院加强控制，使书院官学化。中国封建教育的传统在元代没有中断，且宋代的程朱理学在元代得到了充实和发展。以尊孔崇儒为核心的文教政策，在一定程度上促进了语文教育的发展。
元代仿行宋代科举制度。在未统一全国之前，元太宗曾一度举行科举考试，旋复停止，到仁宗皇庆二年（1313年）始正式采用科举办法。元代科举与宋代科举相比较，呈现出以下三个显著特点。第一，元代科举具有明显的民族歧视特点。蒙古人、色目人作一榜，只考两场；汉人、南人作一榜，考三场。蒙古人、色目人的试题比较浅易，容易及格。这些规定造成了各民族知识分子的不平等。第二，元代科举只设进士一科，且录取名额较少。元代总共举行过七次进士考试，每次录取两榜，相加也不过百人。如延祐二年（1315年）廷试进士及第56人，延祐五年（1318年）50人，天历三年（1330年）97人。大量的士人无法通过科举之路进入官场，只能流连于社会底层。第三，元代科举考试内容开始以朱熹的《四书章句集注》为主。自此以后，科举考试内容被官方禁锢在“四书”之内，朱熹的《四书章句集注》被奉为金科玉律，知识分子的思想受到了更为严重的控制，思想自由被扼杀殆尽。由于元代并不重视科举制度，并且采取民族歧视政策，大量的汉人放弃科举之路，从事文学创作，造就了元代戏曲与杂剧的繁荣，如关汉卿的《窦娥冤》、白朴的《梧桐雨》等名篇便是产生于这样的社会背景之下。这也在很大程度上丰富了语文教育的内容。
（二）明代社会政治与语文教育
明代是我国封建社会发展中的一个重要历史时期，也是中国古代语文教育发展历程中的一个重要阶段。明太祖朱元璋出生布衣，为了保住皇帝的宝座，巩固朱家的政权，他总结了元朝灭亡的教训，继承了汉唐以来的统治经验，并结合自己的实际经验，在政治、经济、文化等方面进行了系统的大刀阔斧的改革，最终把一切权力都集中在了自己手中，实现了中央对地方的高度集权统治。明朝建立之初，政治体制都沿用元代，在中央设置中书省、左右丞相、平章政事和参知政事等官，掌管全国政事。在地方则设立行中书省，分管地方行政。后来为了防止相权过大，加强中央对地方的控制，明太祖开始着手整顿官制，基本上形成了皇权高度集中的格局。洪武十五年（1382年）以后，明代的中央官制基本定型，其后除建文年间有重大改动外，其他诸朝都没有大的变化。中央官制的变化与调整，对语文教育产生了重要影响，主要体现在明代集权政治体系使得明代的语文教育体系和课程内容缺乏独立性。除此以外，明中叶以后，皇帝多追求享乐，政治和生活上日益腐败，甚至出现皇帝长期不理朝政的现象，这为宦官干预朝政提供了机会。由于朝廷遇事利用内阁和宦官控制局面，内阁和宦官专政交替出现，两者相互倾轧，激烈的党争使得明朝统治出现危机。随着政治危机的出现，教育也日益衰微。
纵观明朝的历史，其文化教育主要表现为以下几个方面。
1.尊奉儒学，推崇程朱理学
明代依旧将尊经崇儒作为推行文治的思想武器。在政权建立之前，朱元璋就注意网罗儒士，明王朝建立之后，他更是大力访求贤才。他明确指出“贤才，国之宝也”，还屡次令下属察举后“备礼遣送至京”[51]，一时间，礼遇儒生、贤士之风大盛。他要求教官“当以孔子之道为教”，学生必须重视圣贤经传的学习，“毋徒尚文艺”“徒以文辞为务”。在办学中突出儒学，而不热心于唐宋时期就已具有的各类专科学校。全国府、州、县皆建有儒学。《明史》中说：“天下府、州、县、卫所，皆建儒学，教官四千二百余员，弟子无算，教养之法备矣。”[52]
对儒学的尊奉，特别表现在对程朱理学的推崇上。为了使程朱理学的正宗地位得以巩固，官方大力提倡，把它作为思想、文化、教育领域的统治思想。朱元璋曾规定“国家取士，说经者以宋儒传注为宗”，其用意在于确立程朱理学的统治地位，以此作为君主专制的理论武器，这一思想倾向，在明太祖以后继续得到强化。明成祖永乐十三年（1415年），将翰林学士胡广等编纂的《五经大全》《四书大全》和《性理大全》诏颁天下，统一思想，“使家不异政，国不殊俗”[53]。陈鼎在《东林列传》中记有：（太祖）一宗朱子之学，令学者非“五经”、孔孟之书不读，非濂、洛、关、闽之学不讲；成祖皇帝，益光而大之，令儒臣辑“五经”“四书”及《性理全书》颁天下。至此，程朱理学处于独尊地位。但是明代统治者推崇程朱理学，不是为了弘扬学术，而是想借程朱理学统一人们的思想，以便教化民众，利于统治。这一点在对待《孟子》的问题上，表现得比较明显，明太祖读孟子书至“君之视臣如草芥，则臣视君如寇仇”句，说这不是臣子该说的话，因此，他下令把孟子逐出孔庙，罢其配享，他还命儒臣修改《孟子节文》，把对于专制君主不利的句子删去，如《尽心篇》的“民为贵，社稷次之，君为轻”；《离娄篇》的“桀纣之失天下也，失其民也，失其民者，失其心也”；《万章篇》的“天与贤，则与贤”一章。经删节后，《孟子节文》才能颁布于学校。由于统治者在推崇程朱理学的同时，对其他有碍于专制统治的思想学说采取排斥的态度，程朱理学虽然被推上正宗地位，学术思想却不能得到发展。但是《五经大全》《性理大全》等书籍的编纂，仍影响了语文教育的内容，提供了语文教材编写的范式。
2.重教兴学，选拔人才
教育对选拔和培养人才，对封建统治的长治久安，起着至关重要的作用。学校是使国家教育机制朝着集中和有序的方向发展的有效场所。明太祖有感于教化在治国中的重要作用，把兴建学校与恢复经济放在同等重要的地位。洪武元年，明太祖明确指出学校是“养贤育才之所”。为了检验学校所培育的人才是否能满足统治者的需要，就相应地产生了人才选拔制度，明朝的选拔制度主要有两种，即荐举和科举。明初，“两途并用，亦未尝畸重轻”[54]。明太祖曾一度非常重视荐举，除亲自征召外，还鼓励下属访探贤才。荐举在当时为统治者网罗了不少人才，但是随着荐举自身弊端的显现，统治者认识到荐举并不比科举优越。自建文、永乐之后，科举日重，荐举则趋向名存实亡，科举逐渐成为明朝最主要的选拔官吏的制度。
明代真正实施科举始于洪武三年（1370年）。当时，天下既定，官多缺员。朱元璋诏令曰：自今年八月始，特设科举，务取经明行修、博古通今、名实相称者。[55]此外，明朝首创划区域按比例录取制，使科举制更臻完善，既缓和了阶级矛盾，又扩大和巩固了明朝的统治基础。这项制度考虑到了区域文化教育发展的差异，使得科举制度更加符合社会现实，满足各地政治、经济、文化发展的需要。由此，科举考试成为世人眼中比较公正客观的人才选拔制度，得到了广大士人的青睐，而统治者也通过科举考试选拔了大批人才充实官吏队伍，让有真才实学之人为自己的统治服务。明代科举考试主要考八股文。八股文的内容虽是经义，形式却是文学，是一种糅合散文的章法、骈文的排偶和近体诗的格律而成的一种文体。与试帖诗相同的是，八股文也有严格的格律规范，这两种考试文体都易于出题，易于判别水平高下。在极端严格的形式之下，要能出奇制胜，写出意义不俗、文字优美的文章来，确要有很高的文字水平和思维能力。在长期的八股文教学过程中，士子们的语文能力得到锻炼，语文修养得以提高。
3.屡兴文字狱，镇压异端思想
明代统治者为了加强思想控制，屡兴文字狱，以莫须有的罪名，残酷迫害文士。对此，清人赵翼在《明初文字之祸》一文中有比较集中的记载。如杭州府教授徐一夔，在所撰贺表中有“光天之下，天生圣人，为世作则”等语，明太祖“览之大怒曰：‘生’者僧也，以我尝为僧也；‘光’则剃发也；‘则’字音近贼也。”[56]遂斩之。朱元璋如此枉杀无辜，目的在于使学校师生慑于其淫威下，俯首帖耳，服从统治。明代这种文化高压政策限制了人们的思想自由，对语文教育也产生了负面影响。
4.文学艺术繁荣
随着经济的发展，明代的文学艺术取得了较高的成就。如罗贯中的《三国演义》、施耐庵的《水浒传》、吴承恩的《西游记》等均是家喻户晓的文学作品；明代还出现了不少戏剧作品，最突出的应当说是汤显祖的《牡丹亭》。文学的发展与教育有着密切的关系。这些文学著作的出现，对语文教育和学术思想的发展都产生了相当大的影响。
（三）清代社会政治与语文教育
清代在中国文化教育史中具有特殊意义。满汉文化的交流，推动了清代文化的繁荣。特别是经过康熙、雍正、乾隆三个时期的治理，政治上统一安定，经济上稳定发展，文化也逐渐繁荣起来。如在文学创作方面，曹雪芹的《红楼梦》、吴敬梓的《儒林外史》、蒲松龄的《聊斋志异》、洪癉的《长生殿》、孔尚任的《桃花扇》等文学作品陆续出现，这些文化上的成果，直接或间接地影响了当时及以后的语文教育。清代施行的文教政策对语文教育的影响具体表现为以下几个方面。
1.尊崇孔子，倡导儒学
儒家思想被历代封建统治者视为支配人们思想的权威，是巩固封建统治的精神支柱，清朝统治者也不例外。入关以后，清朝统治者大力提倡尊孔读经，给孔子加封尊号，称“大成至圣文宣先师”（后又称“至圣先师”），大修孔庙，每年举行祭孔典礼，给孔子的后裔加封衍圣公，给予各种荣耀和特权，给孔府增拨土地，赏赐财物。康熙南巡，过曲阜，谒孔庙，召集官吏儒生，讲论经义，以天子之尊，向孔子行三跪九叩之礼。对历代重要的儒家代表人物都优礼有加，为他们建祠庙、立牌坊、赐匾额。“先儒”的后裔都世袭五经博士，倍加荣宠。清政府千方百计把儒家思想贯彻到全国的每一个角落。
清王朝之所以大力尊崇孔子，倡导儒术，目的是用以巩固封建统治秩序，加强专制统治。雍正帝有一段话说得很清楚：若无孔子之教……势必以小加大，以少凌长，以贱妨贵，尊卑倒置，上下无等，干名犯分，越礼悖义。所谓君不君，臣不臣，父不父，子不子，虽有粟，吾得而食诸？其为世道人心之害，尚可胜言哉！（《东华录》）可见，统治者尊孔是虚，借以钳制人的思想以保证社稷永延是实。
2.推崇理学，扶植汉学
清朝极力提倡程朱理学。清统治者把程朱理学定为官方的思想权威，作为支配人们思想行动的准则。康熙帝不但重新刊行《性理大全》，还亲自主编《性理精义》。雍正帝也根据程朱理学，亲自主编《大义觉迷录》《朋党论》，强调知识分子、学生和大小官员必须熟读，以此进行思想控制。
为了表示对程朱理学的尊崇，顺治十三年和康熙五年，分别下诏以朱熹婺源十五世孙朱煌、十六世孙朱坤承袭翰林院五经博士，在籍奉祀。康熙特别推崇朱熹，他说：宋儒朱子，注释群经，阐发道理。凡所著作及编纂之书，皆明白精确，朱子之功，最为宏钜。[57]对朱熹的推崇，达到无以复加的地步。并且把朱熹从孔庙两庑的先贤中抬出，放在大成殿四配十哲之次，成为第十一哲。由于统治者的大力提倡，程朱理学成为清朝办学育才的指导思想、科举考试的基本内容。对于程朱理学，清政府规定一律不得违反，否则就是离经叛道。
为了笼络人心，乾嘉时期，清朝统治者感到在意识形态领域单靠采取高压政策并非良策，发现考据学可以利用，以便从阴柔方面达到统治目的。所以，在推崇程朱理学的同时，适当扶植考据学，以烦琐的考据作为治学的点缀和消耗知识分子精力和才华的工具。考据学的繁荣使得“统治者既利用它使知识分子脱离社会实际来巩固政权，学者也利用它以全身远祸”[58]。清代统治者正是看中了考据学的这个特点，在一定程度上支持它，使之得到发展。可以说，长于考据而脱离实际的乾嘉学派是封建统治阶级实行恩威并济的文化教育政策下产生的畸形儿。
3.刚柔并济的文化政策
清朝统治者为了维护他们的统治，在文化教育和思想教育上实行高压政策，主要表现在两个方面：一是大兴文字狱。从康熙到雍正、乾隆年间大兴文字狱，镇压手段之严厉和残酷，在中国历史上是骇人听闻的，如雍正时期的吕留良之案。大兴文字狱的目的在于消灭异端、钳制思想，维持封建专制。二是大规模销毁书籍。凡是认为对清政府不利的著作、诗文，一概毁版焚书，严禁发行；据载，从乾隆三十九年至乾隆四十七年，先后焚书24次，烧毁书籍538种，13862部。此举的目的在于消灭异说，进行教育思想的钳制。这种对书籍大规模的焚毁，不仅不利于语文教育的发展，更是中国学术史上的一大灾难。书籍的焚毁破坏了文化的多样性，割裂了中华文化的传承，阻碍了文化的发展。
另一方面，清政府也实行怀柔政策，笼络人才。主要表现在两个方面：一是开科取士，提高官学地位。清统治者在入关之前便实行考试取士，定都北京后，沿袭明朝旧制，建立起完备的科举考试制度，成为吸收士人入仕参政的主要途径；另外，在官学生员的政治前涂上，许以特殊政策和优待，在社会中许以某些特权，以此网罗人才。二是编辑书籍。为了笼络汉族知识分子，表示“稽古右文，崇儒兴学”之意，清政府招罗了大批知识分子，大规模地搜集、编纂和注释古代典籍。康熙时期编纂了《明史》《康熙字典》《佩文韵府》《古今图书集成》等。乾隆时编有《续通志》《续文献通考》《大清会典》《四库全书》等。其中《四库全书》最突出，在我国学术文化史上占有很重要的地位。我国古代书籍，在战乱和社会动荡时期损失严重，清代编纂整理的各类典籍，对保存和传播我国古典文化做出了很大的贡献。八股取士在一定程度上促进了学生的语文素养，有利于语文教育的繁荣和发展，书籍的大规模编纂则丰富了语文教育的课程内容。
二、学校制度与语文教育
元代的学校教育始于太宗窝阔台六年，忽必烈即位后进入兴盛阶段，自此从中央到地方建立起了较为完备的官学体系和教育管理机构。到了明代，第一代皇帝朱元璋在建朝第一年就立国子学，第二年诏郡县立学校，第八年又诏立社学。[59]其后到了清代，满族居于统治者地位，认为蒙古族是与自己相近的民族，因此这两族的教育以保存国俗为主，所学习的汉籍也是被翻译为满、蒙语言的，对于汉族的教育则更多在于笼络人心，培养专门听从他们使唤的官僚阶级与御用文人。清朝的学校制度基本采取明朝旧制，比较完善，但学校与科举相辅而行，重科举而忽视学校的态势也比明代更为严重。
统观元明清三代学校制度，主要分中央和地方两个系统，比前代更为详备。中央官学包括国子学（又名国子监）、宗学、武学、医学、阴阳学、觉罗学、旗学等，其中国子学（监）是中央官学中的重点学校；地方官学包括府、州、县等不同级别所立的学校，也有宗学和武学，此外还有卫学及社学。除了以上所介绍的官学教育系统外，各朝代还有不同程度的私学教育存在。下面就语文教育范畴作简要介绍。
（一）官学
1.中央官学
元代中央官学，主要有国子学、蒙古国子学等。“国子学”中学习的主要是汉学的内容，以教习儒家经典为主。《元史·选举志一·学校》中对其有较为详细的介绍：立国子学，而定其制。设博士，通掌学事，分教三斋生员：讲授经旨，是正音训，上严教导之术，下考肄习之业。复设助教，同掌学事，而专守一斋；正、录，申明规矩，督习课业。凡读书必先《孝经》《小学》《论语》《孟子》《大学》《中庸》，次及《诗》《书》《礼记》《周礼》《春秋》《易》，博士、助教亲授句读、音训，正、录、伴读以次传习之。讲说则依所读之序，正、录、伴读亦以次而传习之。次日，抽签，令诸生复说其功课，对属、诗章、经解、史评，则博士出题，生员具稿，先呈助教，俟博士既定，始录附课簿，以凭考校。
“蒙古国子学”是元代中央政府为蒙古族子弟和色目、汉人官员子弟设置的蒙古语高等学府，语文教育方面，以译成蒙古语的《通鉴节要》为教材，目的在于保存和发展本民族语言文字和文化传统。
至于明代的中央官学，主要包括国子监、宗学及武学。不同的是，明代将“国子学”改名“国子监”，分设祭酒、司业、监丞、博士、典簿、掌馔、助教等官，集教育行政管理职能与教学职能于一身。[60]监生除了主修“四书”“五经”外，还学习汉刘向《说苑》及律令、《御制大诰》、书数、习字等科目。明代国子监对学生的要求十分严格，制定了一套详细的校规。这是儒学教育深化的重要体现。
此外，明代还设置了宗学和武学。宗学是贵族高等学校，入学生员限于世子、长子、众子、将军、中尉及年未及冠的宗室子弟。武学创设于洪武年间，最初是附于卫学内的武学科目，训练武官子弟。英宗正统中，正式设立两京武学，分六斋，分别是：“居仁”“由义”“崇礼”“宏智”“惇信”“劝忠”。
清代的中央官学，除原有的国子监外，新增宗学、觉罗学、旗学、算学，以及俄罗斯学。清代国子监主要沿袭明朝旧制，但由于清代擢用人才多科举出身，学校教育趋于形式化，大部分监生只在寓所学习，从侧面反映了清代重科举而轻学校教育的状况。
清代宗学即宗室贵族子弟的学校，而清朝皇室姓觉罗氏，因此在宗学之外还有觉罗学，生源更是贵族中的贵族，课程内容均是清书、汉书和骑射等。旗学即八旗学校，专为旗民设立，课程与宗学大致相同。算学馆是清代研究自然科学的唯一学校，隶属于国子监，但当时官方并不重视自然科学，教学内容等各方面设置都比较简单。俄罗斯学馆也隶属于国子监，是特为俄罗斯子弟设立的学校，俄罗斯学馆内容简单，只设满、汉助教各一人，分任教课，教授其学习汉满语文及经史书籍。
2.地方官学
元代地方官学按照路、府、州、县的行政区划，在各级政府设置路学、府学、州学、县学，而明清两代的行政区划略有不同，因此名称不尽相同，下文将作详细介绍。
元代统治者推行“汉化”，崇儒设教，对地方儒学十分重视，主要教授“四书”“五经”等儒家经典和朱熹的注疏，还附设有小学。此后，“四书”与“五经”并列，同为各级地方儒学的必修教材。元朝地方还设有蒙古字学、医学、阴阳学等专门学校，值得一提的是诸路的医学学校子弟，除了学习医学专书外，还须通“四书”，否则不准行医。
此外，“社学”的设置是元代教育的一个重要举措，它是世祖至元二十三年（1286年）创设的一种乡镇民众教育的组织形式。元代规定，五十家立一社，每社设社长一人，立社学一所，挑选通晓经书的人做社师，农闲时遣子弟入学，先读《孝经》《小学》《尚书》，次及《大学》《论语》《孟子》《诗经》《史记》，务求传授孝悌忠信的思想，加强对广大农民的道德教化。社学的设置，可谓是元代统治者将语文教育通俗化、深入普及农村基层的重要举措。社学的普及，为私人办学、蒙养教育也提供了便利条件，对语文教育的发展影响深远。
明代地方行政区划区别为两类：第一类分省、府、州、县四级，属于内地的；第二类分边及卫所二级，属于边疆及特殊地方的。但当时地方教育所到的区域，以第一类为主，第一类的行政区划虽有四级，而教育区域只有三级——府、州、县。由府设立的曰府学，由州设立的曰州学，由县设立的曰县学；防区卫所设有卫学，乡村设有社学，通名曰“儒学”。
明代各府、州、县学的课程主要分为礼、射、书、数四类：“礼”的课程包括经史律诰礼仪等书，凡生员皆须熟读精通；“射”，每到朔望日就要演习射法，由长官引导比赛，中采者都有奖赏；“书”指书法，即依临名人法帖，每日须练习五百字；“数”的课程，指须精通九章之法。
明代亦在乡村设社学，意在“导民善俗”，教育内容是启蒙初级读物，兼读“御制大诰”及明朝律令，并规定人人必须熟读。这显然超出了民众的能力，因此只流于形式，亦不曾普遍举办。所以《明史·选举志》上即有“其法久废，寝不举行”的说法，其后小学教育便由民间自办。总而言之，明代社学的举办，对促进语文教育的效果并不明显。
清代地方官学亦因明制，于府、州、县、卫置各府州县卫学，总名曰“儒学”。其教材亦不外乎儒家学术，宋、明学说一类的材料；不仅如此，清朝学校还特别重视训育规条的教育，表现了统治者加强对汉族知识分子思想控制、巩固满族贵族封建统治的目的。特别要注意的是，习骑射是清代学校教育的特点，行之中央官学，也行之地方官学，但武生除学骑射外，还要学习《武经七书》、《百将传》、《孝经》、“四书”等典籍，可谓文武兼修。
清代沿袭明制，在乡间设有社学，挑选通晓文艺、行谊谨厚者做社师。此外还有义学，亦是由地方学者教授文教等知识。
（二）私学
元明清时期虽有较为完整的官学制度，但直接在官学里学习的人毕竟不多，且官学本身受时局影响和官府限制较大，时盛时衰，较为形式化。此外，官学设置中并不包括蒙养阶段的教学，因此私人教学和学塾在教育中有着重要的地位。
元代私学大体可分为两类。一类是教授识字和基本知识的蒙学。这类蒙学或称小学，或称乡校、村学；或是由宗族设立的义学，或是富有之家的家塾等。其教学课程有时亦不限于蒙童。另一类是年龄较长、程度较高的学生从事学问或学习科举文字之所。私设经馆和一些书院可归入此类。[61]私学的教学内容亦以儒学典籍为主，教授纲常伦理，其教育方向仍是维护封建等级制度的。
明代私学设置与语文教学的内容差异不大。然而，明代为了加强专制统治，使用八股文的科举取士制度，八股文章就“四书”“五经”取题，不允许自由发挥，而句子的长短、字的繁简、声调高低等都要相应成文，字数也有限制，这些都在很大程度上限制了学校中语文教育的内容，限制了文人士子的思想发展。
到了清代，私人办学到达顶峰，盛况空前。私人办的学校统称“学塾”，教材从《三字经》《百家姓》《千字文》以至“四书”“五经”“八股文”都有，其教学程序依次大致是：识字，教书，背书，温书，讲书，习字，作对，学文，余课，教学内容十分丰富。[62]
三、语文教学内容及教材
（一）元代
在元代，无论是家庭教育还是学校教育都非常重视儿童的语文教育。大部分读书人在幼年时期就接受过家庭的儒学教育。当时的《千字文》和与此相近的适宜儿童教育的《蒙求》，都是初期儒学教育的范本。对元代语文教育做出突出贡献的有程端礼、吴澄、陈贜等教育家，其中程端礼所著的《程氏家塾读书分年日程》对语文教育的影响尤为突出。程端礼是元代著名的学者、理学教育家，师从史蒙卿，继承和发展了朱熹的“明体达用”的理学思想，一生致力于教育事业。他结合自己的教育实践，耗尽心血编写了著作《程氏家塾读书分年日程》。这本书对当时和后来的语文教育都产生了很大的影响，书中详细描述了元代学校中的语文教育。
程端礼根据学生的学习年龄将教育划分为三个阶段，分别为蒙养阶段、小学阶段（8岁至15岁）及大学阶段（15岁至30岁，但一般20岁即修完大学课程）。蒙养阶段的教材主要选择的是程端蒙的《性理字训》、朱熹的《童蒙须知》；这一阶段重视对幼儿进行识字、写字训练，这些理学教材代替了当时流行的“三、百、千”等蒙学识字教材，理学思想先入为主地扎根在蒙童的内心。识字教学是在阅读教学中进行的，并不作专门的训练，这一时期的识字教学是通过阅读来学习汉字，随文识字，便于儿童对文字进行理解和把握。同时《程氏家塾读书分年日程》中还记录了一些《学则》《须知》等，对学生的日常书写有严格的规范，体现了当时对习字的重视。小学阶段选择了典范的理学教材，包括《小学》《大学》《论语》《孟子》《中庸》《孝经》《易》《书》《诗》《仪礼》《礼记》《周礼》《春秋》三传15种。这是元代小学课程的必读启蒙教材，这个顺序可以认为是课程学习的顺序。大学阶段，则开始学习小学阶段学过的经传的注。在《程氏家塾读书分年日程·卷一》中有论述，在读完《大学章句或问》之后，次读《论语集注》，然后读《中庸章句或问》，再抄读《孟子或问》等书。学习完这些书后即可学习“六经”，分别对照学习《周易》《尚书》《诗经》《礼记》《春秋》等书。看完这些经书后就看史书，主要学习《史记》《汉书》《唐书》《范氏唐鉴》等，其中《资治通鉴》是史书中最主要的。学习完史书之后，就开始学习韩愈的文章和以楚辞为中心的赋。整体来看，这三个阶段中的阅读教学都是有阶梯性的，各个阶段在教材的选择上也呈现出整体性。其中大学阶段主要培养科考所必需的作文能力，即进行策、经问、经义、古赋、古体制诰章表的训练。
（二）明清
在中国传统教育中，识字写字教学一直是蒙学阶段教育的重心，也是传统语文教育中最成功的部分。明清时期的教育家在前人研究的基础上对识字写字教育有了更深的理解，提出了宝贵的见解。王筠说：蒙养之时，识字为先，不必遽读书。（《教童子法》）强调蒙学阶段儿童应多识字，才能增广见闻。其中，识字无须顺序，而写字应从易到难。明清时期的识字和写字教学是分开进行的。
1.识字教学
（1）“三、百、千”的改编本及续编本。
明清时期，沿用了传统的由《三字经》《百家姓》和《千字文》组成的集中识字的教材体系。同时学者们也对此类教材进行了改编，改编本被广泛用作蒙学的教材。
《三字经》的改编本有清初黄周星的《新编三字经》、道光年间连恒的《增补注释三字经》等。这些书有的是增加了思想教育的内容，有的偏重于专业词汇的学习，当时都有一定的社会影响。《百家姓》的改编本有吴臣、刘仲质的《黄明千家姓》，张瑜笺注的《御制百家姓》，及在其他民族流行的《蒙古字母百家姓》《女真字母百家姓》等。这些改编本扩充了原书的内容，明显突出了思想政治教育的内容。同一时期，《千字文》也出现了多种改编本，主要有明朝周履靖的《广义千字文》、李登的《正千字文》、清何桂珍的《训蒙千字文》，这些改编本的基本特色是注重封建思想的灌输。
（2）从识字向阅读过渡的韵语知识类教材。
明清教育学者除了对前人的教材进行改编之外，最大的贡献就是自己编写的作为蒙学教材的韵语知识读物。这些教材融合了伦理道德教育和知识教育，适应了儿童的年龄及成长特点，易于儿童学习和理解，为儿童从识字阶段过渡到阅读阶段提供了极大的便利。
韵语知识类蒙学教材主要有以下几种。
《龙文鞭影》，原名《蒙养故事》，是古代非常有名的儿童启蒙读物，最初由明人萧良有编撰，后来杨臣诤进行了增补修订。这是一本有关自然知识、历史典故的骈文读物，介绍了中国历史上两千多个人物典故和传说，四字一句，两句押韵，读起来朗朗上口，深受儿童追捧。《龙文鞭影》在传统蒙学中起着承前启后的作用，对后来的《幼学琼林》起了催生作用，影响很大。
《幼学琼林》，原名《幼学须知》，是明朝程登吉编撰的，它是整个清代风靡全国的名物常识类蒙学教材，清邹圣脉增补注释后更名为《幼学琼林》，共4卷33类。其主要特点是取材广泛，涉及面广，综合性强，语言两两相对。句子根据内容可长可短，在形式上进行了创新，突破传统的四言、五言句式，整齐中又不失活泼，用骈体文的形式介绍了上至天文下至地理，从婚丧嫁娶到释道鬼神等方方面面的内容。由于其知识性强、通俗易懂，而成为当时最受欢迎的读物之一。
《弟子规》是由清朝康熙年间秀才李毓秀根据《论语》等经典编写而成的，以《论语》中：弟子入则孝，出则悌，谨而信，泛爱众，而亲仁，行有余力，则以学文为中心，分为五个部分，详细列述弟子在家、出外、待人、接物与学习上应当恪守的规范。《弟子规》三字一句，两句或四句连意，合辙押韵，朗朗上口，易于儿童学习背诵。清朝中叶以后广为流传，是启蒙养正、养成忠厚家风的极好蒙学教材。
《五字鉴》是一部几百年来流传较广的蒙学教材，原名为《鉴略妥注》，为明代李廷机所撰。这本书用五言诗句韵文的形式，按时代的顺序记录了自远古至元明的社会历史，是一部简缩的纪传体历史书，也是一部专述我国社会政治历史发展的蒙学读物。《五字鉴》于正史之外，还广泛吸纳了神话、传说和一些逸闻趣事，极大地激发了儿童的阅读兴趣，易于儿童阅读记忆。
2.写字教学
中国古代教育很重视写字，把对蒙童的写字训练和培养他们的心性联系在一起。明代《教子良规》写道，古云：“心正则笔正。”笔不正则知其心不正矣。故养蒙者必养之以正，而后圣功从此而行。明清时期的蒙学教育尤为重视儿童写字的教育，李登撰写的《正千字文》，王日休的《训蒙法》，石天基的《训蒙辑要》和王筠的《教童子法》中都提到了训练儿童写字的方法，明清时期的写字教学有以下特点。
（1）写字都是按照先易后难的顺序。
写字训练必须从基本笔画、字形、结构练起，从熟悉的字练起，先大字后小字，原因是明清时期的蒙学认为先练大字有利于蒙童学习，如果先练小字，会不利于儿童手腕的发展，应把大字练好再来练习小字。明代李淳进撰写的《大字结构八十四法》就是专门指导蒙童学习写大字的著作，书中对文字的结体形式进行了详细说明，利于蒙童在了解文字构成规律的基础上练字。
（2）注重“扶手润字”的方法及字帖的临摹。
蒙学强调写字是循序渐进的过程，一开始不急于儿童执笔写字，而应先扶手润字，让他感受轻重转折，再来描红、描影、跳格，有一定基础之后再去临帖。同时，蒙学重视让儿童临摹书法，从中楷开始临摹字帖，清代崔学古推荐蒙童学习欧阳询的《九成宫碑》，然后学习钟王楷法。
3.阅读教学
阅读课程在明清的蒙学中占有重要的地位，究其原因主要有两个：第一，明清科举制盛行，想要出人头地、担任官职就必须参加科举考试，而科举考试的内容主要是考察程朱理学的知识，且要习作八股文，八股文质量的好坏依赖于阅读的深浅，所以明清时重视蒙童的阅读教育。第二，阅读教学本身符合儿童的心理特点，有利于儿童的智力发展及悟性的提高。
明清时流行的阅读教材有以下几种。
（1）《千家诗》。
《千家诗》是由宋代谢枋的《重定千家诗》（皆七言律诗）和明代王相所选的《五言千家诗》合并而成，是明清两朝流传极广、影响深远的儿童普及读物。全书共22卷，录诗1281首，都是律诗和绝句，读起来朗朗上口，诗的内容也浅显易懂，所以在蒙学课堂上广为流传。
（2）《唐诗三百首》。
鉴于《千家诗》的缺点：选录的诗集过于草率、诗体少、诗家杂，又“殊乖体制”，清代学者蘅塘退士依照以简去繁的原则，从前人广为流传的唐诗选本中选取了脍炙人口的唐诗名篇，辑录而成《唐诗三百首》。《唐诗三百首》的题材比《千家诗》丰富了许多，包括古诗、乐府、律诗和绝句等。它以成功务实的编法、简易适中的篇幅、通俗易懂的特点，深受当时社会的认可。但是《唐诗三百首》的篇幅对于蒙童来说实在过长，因而在启蒙课堂上仍是以《千家诗》居多，而《唐诗三百首》的影响更多是在社会上。
（3）《古文观止》。
《古文观止》是由清代吴楚材、吴调侯编选，吴兴祚审定，在清朝康熙年间选编的一部供学塾使用的文学读本。其中“观止”一词意思是：所收录的文章代表了文言文的最高水平。该书共选文222篇，分为12卷，所选古文，以散文为主，兼收韵文、骈文。选文时代跨越较大，从先秦到明清，体裁丰富，篇幅较短，语言精练，便于诵读，多为传世名篇。《古文观止》能成为流行的蒙学教材的原因在于：二吴的夹批和篇末评语文字浅显易懂，耐人寻味，且对初涉文学者大有启发。因为《古文观止》的选编主要是着眼于考科举时作策论，所以书中亦有入选不当的篇目，但作为一部学习古代散文的入门书，仍有其存在价值。之后，有仿本《清文观止》问世。
明清时期的阅读教学已经形成了一定的读书顺序，大抵遵循讲书、读书、背书和温书几个环节进行。首先是讲书，讲书大多是先由老师先划分句子，逐字句点读分明；其次由老师先读，学生跟读。在熟读的基础上对字句进行讲解，随读随讲的方法有利于加深学生对于文章的理解及记忆。老师讲解完后就到了蒙童读书的环节。读书遵循“朱子读书法”，要求蒙童熟读成诵。老师指导学生分段读书，每一小段多读几遍，做到“勤读”。其次要求蒙童大声朗读，对字句都要朗读准确，同时要做到熟读静思，边读书边思考。再次是背书，把所学内容分为几个部分，分段背诵，老师用“提背”（提到哪里背到哪里）的方法来检查蒙童背书的熟练程度。最后是温书，明代何伦主张：要时时温习，若功夫未到，先自背诵，含糊强记，终是认字不真，见理不透，徒敝精神，无益学问。明清的蒙学课堂有专门的时间用于温习，教新课之前要将之前所学的课文轮流背诵。
可以说，明清的阅读教学重视朗读记诵、读思结合，在总结前人经验的基础上初步形成了阅读教学的规范。
4.写作教学
明清时期，科举考试发展到一个新的高峰。八股文成了科举考试的主要类目，因而写作教学的主要目的便是为参加科举而学写八股文，上述的阅读教学也是为写作教学作铺垫。顾炎武认为八股文的步骤是破题、承题、起讲、提比、虚比、中比、后比、大结（近似于今天文章的“起、承、转、合”）。当时主流的写作教材，多是指导八股文写作的。
（1）《钦定四书文》。
《钦定四书文》为官定八股文选本，由清方苞于乾隆元年（1736年）奉敕编，是八股文的示范文本。全书41卷，包括明代480篇和清代297篇，书中所选的每篇文章开头择取文章的精要部分，然后在后面附上评论。
（2）《古文笔法百篇》。
《古文笔法百篇》是由清朝的李扶九选编、黄绂麟校订的，所选古文以时代先后为序，以“笔法”名书，立意于古文之写作技法，收有《可楼记》《客山记》《吴山图记》《丰乐亭记》《马说》《爱莲说》等古文。选文大多是短小精悍的历代古文名篇，算得上是“千人叫好之作”。此书记录的每种笔法有几篇文章作例文，每篇文章又有“题解”“评解”“书后”进行解读和赏析，这些评价都很得体，是一本不可多得的学习古文作法的入门书。[63]
（3）《文章指南》。
《文章指南》是由归有光所编，按文章作法分类来讲述文章写作技巧。此书分类十分详细，分别从义理、养气、才识、奇巧、论事、抑扬、总提、分应、结束括应等来介绍写作技法，所选文章年代跨度很大，从汉代到明代，文章每类先写小序，然后举例文一两篇。也是一本非常重要的作文指导书，给后世带来很大影响。[64]
明清时期的写作注重基本功的训练，尤为重视遣词造句、谋篇布局的训练，这种训练在蒙童时期就开始了。蒙童在写作初期，就会模仿唐宋古文和八股制艺文。明代以后最为流行的《唐宋八大家文钞》是很多蒙师的教学参考书甚至教材。在蒙童时期，蒙师鼓励儿童“先放后收，多留少改”。“先放后收”是先鼓励儿童解放思想写、不受拘束，等到了一定的时候再要求严谨、精雕细琢；而“多留少改”则意指对蒙童的作文立意不要大删大改。
除以上各类别的教材，还有一些对语文教育影响也很大的教材。一类是家庭教育方面的：曾国藩的家书在“看、读、写、作”等方面提出了教育主张，对后世的家庭教育与语文教育都有重要的启发价值；清初教育家唐彪辑录的《家塾教学法》侧重指导塾学启蒙教育，强调“收人心”“育人才”，也包含了很多语文教育启蒙的内容。另一类是学者研究语文教育的论著，在小学识字、写字、读书、作文及作诗等方面提出教育主张：清代学者崔学古的《幼训》《少学》和《学海津梁》三本幼学书有大量关于语文教育的内容——《幼训》是作者长期从事蒙馆教育的经验总结，《少学》主要是论述写作八股文的方法，《学海津梁》对作文教学提出了具体的指导；文字学家王筠也致力语文教育研究，他写作的《教童子法》一书是他对教学经验的记录和总结，归纳了一些语文教学方面有普遍意义的经验。[65]
第二节 元明清语文教育思想
一、王守仁
王守仁（1472—1529），幼名云，字伯安，浙江余姚人。因曾筑室于会稽山阳明洞，自号阳明子，学者称之为阳明先生。谥文成，故后人又称王文成公，出身于官僚地主家庭，其父王华官至南京吏部尚书。
王守仁是哲学家、教育家和思想家，所创阳明心学根植于儒家传统文化，影响力很大，王守仁晚年讲学时，听课学生常常有数百人，其私学规模盛极一时。其教育思想对明清时代和民国时期影响很大，甚至传至日本、朝鲜半岛以及东南亚，后人也把他和孔子、孟子、朱熹并称为孔、孟、朱、王。
（一）王守仁的教育思想概说
王守仁曾先后在贵阳书院、江西濂溪书院、白鹿洞讲学。47岁镇压江西多处农民起义，并推行十家连坐的保甲制度，立社学，举行乡约，推行社会教育。53岁在越州建立稽山书院，讲学的时候，周围环坐数百人。54岁时，辞官回乡讲学，在绍兴、余姚一带创建书院，宣讲“王学”，并在天泉桥留下心学“四句教”：无善无恶心之体，有善有恶意之动。知善知恶是良知，为善去恶是格物。（《传习录》）“四句教”是阳明先生的为学宗旨。
王守仁道德教育思想的主要内容为“致良知”“知行合一”，其教育思想较集中地体现在《传习录》中。
（二）王守仁的教育思想言论
王守仁重视教育的作用，有大量关于教育作用的言论。
1.教育的根本：心本是“至善”，人的行为应该听从心意
王守仁认为人的初心只要不被物欲所遮蔽，便是至善。他还把忠、孝、仁、信等道德规范看作是心之所发在事物上的自然体现，是人心所固有的。所以人要学习的是拂去私欲的遮蔽回归到初心的状态，让自己的行为符合初心。
此心无私欲之蔽，即是天理，不须外面添一分。以此纯乎天理之心，发之事父便是孝，发之事君便是忠，发之交友、治民便是信与仁。只在此心去人欲、存天理上用功便是。（《传习录上卷·徐爱录》）
参考译文：没有被私欲蒙蔽的心，就是天理，不需要从外面增添一分。把这种纯粹发乎天理的心，用在侍奉父母上就自然表现为孝，用在辅佐君王上就自然表现为忠，用在交友、治民上就自然表现为信和仁。只要在自己的心中下功夫，摒除私心、存养天理就行了。
此心若无人欲，纯是天理，是个诚于孝亲的心，冬时自然思量父母的寒，便自要去求个温的道理；夏时自然思量父母的热，便自要去求个清的道理。这都是那诚孝的心发出的条件。却是须有这诚孝的心，然后有这条件发出来。譬之树木，这诚孝的心便是根，许多条件便是枝叶。须先有根，然后有枝叶。不是先寻了枝叶，然后去种根。（《传习录上卷·徐爱录》）
参考译文：这份本心如果没有任何私欲，只是天理，这是虔诚于孝顺至亲的心，冬天自然会考虑父母的寒冷，于是就会寻找保暖的道理；夏天自然会考虑到父母的炎热，于是就会寻求清凉的道理。这些都是那颗虔诚孝敬的心发出来的具体表现。只有先有这颗虔诚孝顺的心，其具体表现才能发挥出来。就像树木，虔诚孝顺的心是树根，那众多具体表现便是树的枝叶。必须是先有树根，然后才会有枝叶。而不是先有了枝叶，然后再去种树根。
性是心之体，天是性之原，尽心即是尽性。“唯天下至诚，为能尽其性，知天地之化育。”（《传习录上卷·徐爱录》）
参考译文：性是心的本体，天理是人性的本源，因此尽力发挥善良的本心就是彻底发挥人性。《中庸》说：“只有天下最虔诚的人，才能完全彻底地发挥人的本性，认识到天地万物的形成变化。”
2.对待名著的态度：人心天理浑然
王守仁认为，学习古籍著述是为了存养心性。
史以明善恶、示训戒。善可为训者，特存其迹以示法；恶可为戒者，存其戒而削其事以杜奸。（《传习录上卷·徐爱录》）
参考译文：史书是用来明辨善恶、总结经验教训的。善事可以教育后人的，就记录保存下来，让后世效法；历史上可为警戒的恶事可以警戒后人者，则保存警戒而删去事情的具体细节，以杜绝类似的坏事再发生。
问：“后世著述之多，恐亦有乱正学？”先生曰：“人心天理浑然，圣贤笔之书，如写真传神，不过示人以形状大略，使之因此而讨求其真耳。其精神意气，言笑动止，固有所不能传也。后世著述，是又将圣人所画，模仿誊写，而妄自分析加增以逞其技，其失真愈远矣。”（《传习录上卷·陆澄录》）
参考译文：（陆澄）问：“后世的著述很多，恐怕也会扰乱正宗儒学？”先生说：“人心同天理浑然一体，圣人先贤们把它写在书上，就像给人画画像，只不过是给人描绘一个基本的轮廓，使人借助画像探求画像所画的人。人的风格精神、言谈举止本来就有不能表达出来的部分。后世的著述，是又对圣人所画的像进行模仿抄写，并且胡乱地按照自己的理解来增加删减，以炫耀自己的才能，这样离古代圣贤的本来意义更远了。”
人之心体，本无不明，而气拘物蔽，鲜有不昏。非学、问、思、辨以明天下之理，则善恶之机、真妄之辨不能自觉，任情恣意，其害有不可胜言者矣。（《传习录中卷·答顾东桥书》）
参考译文：人心的本体，本来没有不明白的，可是由于受气的束缚和外物的蒙蔽，很少有不昏暗模糊的。如果不通过学习、询问、思考、明辨来体悟天下的理，那么，善恶的原因、真假的异同，就不可能知晓，就会肆意妄为，所产生的危害是无法用言语说清楚了。
3.修身之道：“静存”与“克念”并存
（1）立志。
问立志。先生曰：“只念念要存天理，即是立志。能不忘乎此，久则自然心中凝聚，犹道家所谓‘结圣胎’①也。此天理之念常存，驯至于美大圣神②，亦只从此一念存养扩充去耳。”（《传习录上卷·陆澄录》）
注释：①结圣胎：道家认为，修养过程中精神凝聚，达到一种特殊境界，即为结圣胎。②美大圣神：指人道德完善的几种境界。语出《孟子·尽心下》：可欲之谓善，有诸己之谓信，充实之谓美，充实而有光辉之谓大，大而化之之谓圣，圣而不可知之谓神。
参考译文：陆澄向先生询问立志的问题。先生说：“只要念念不忘存养天理，这就是立志。能不忘记这一点，时间长了心自然会凝聚在天理上，好比道家所说的‘结圣胎’。心中时刻不忘天理，渐渐会达到光辉、精美、广大、神圣的境界，而这种境界就是从存天理这一意念不断保存、弘扬而来的。”
先生谓学者曰：“为学须得个头脑，工夫方有着落。纵未能无间，如舟之有舵，一提便醒。不然，虽从事于学，只做个义袭而取，只是行不著，习不察，非大本、达道也。”又曰：“见得时，横说竖说皆是。若于此处通，彼处不通，只是未见得。”（《传习录上卷·薛侃录》）
参考译文：先生对学生们说：“学习必须有个主宰，下功夫才有着落。即使不能没有间断，也会像船有个舵一样，在关键时刻一提就明白了。否则，虽然不停地学习，也只不过沿袭他人，只行动而不明白，只学习而不通晓，这不是做学问的大本、达道。”又说：“有了主宰，不管横说竖说怎么说都对。如果这里通晓了，那里却不通晓，只是因为没有主宰。”
（2）静存。
日间功夫，觉纷扰，则静坐；觉懒看书，则且看书。是亦因病而药。（《传习录上卷·陆澄录》）
参考译文：白天做功夫，受外界干扰，心中很乱，就练习静坐；觉得懒得看书的时候，就更应该去看书。这就是对症下药。
问：“静时亦觉意思好，才遇事便不同，如何？”先生曰：“是徒知静养，而不用克己功夫也。如此，临时便要倾倒。人须在事上磨，方立得住，方能静亦定，动亦定。”（《传习录上卷·陆澄录》）
参考译文：陆澄问：“静坐的时候觉得心里想得很好，可是一遇到事情就不同了，这是怎么回事？”先生说：“这是因为你只知道静坐修养，而没有下克己的功夫。这样，一遇到事，就晕头转向，不知所措了。人必须在具体的实事上磨炼自己，才能站得稳，才能做到静坐和行动时都能守住天理。”
问：“宁静存心时，可为‘未发之中’①否？”
先生曰：“今人存心，只定得气。当其宁静时，亦只是气宁静，不可以为‘未发之中’。”
曰：“‘未’便是‘中’，莫亦是求‘中’功夫？”
曰：“只要去人欲、存天理，方是功夫。静时念念去人欲、存天理，动时念念去人欲、存天理，不管宁静不宁静。若靠那宁静，不惟渐有喜静厌动之弊，中间许多病痛，只有潜伏在，终不能绝去，遇事依旧滋长。以循理为主，何尝不宁静？以宁静为主，未必能循理。”（《传习录中卷·陆澄录》）
注释：①未发之中：语出《中庸》：“喜怒哀乐之未发谓之中。”意为喜怒哀乐尚在内心，没有表现出来，理学认为这种状态的情绪纯真无伪，最符合“理”。
参考译文：（陆澄）问：“宁静的时候存养本心，这算‘未发之中’吗？”
先生说：“现在的人存养本心，只是能控制住气。当他宁静的时候，也只是气的平静，不可以认为是‘未发之中’。”
陆澄说：“就算不能移做‘中’，但是不是在做达到‘中’的功夫呢？”
先生说：“只有抛弃私欲、存养天理，才是修养的功夫。宁静的时候念念不忘抛弃私欲、存养天理，行动的时候也念念不忘抛弃私欲、存养天理，而不管你身心是否宁静。如果只靠在宁静的时候抛弃私欲、存养天理，不但逐渐会有喜欢宁静讨厌行动的弊端，中间还有许多毛病潜伏在心中，始终不能根除，一遇到具体的事情，就会重新滋长起来。以遵循天理为目的，心怎么会不宁静？若仅追求身心的宁静，却未必能够遵循天理。”
（3）克己。
克己须要扫除廓清，一毫不存方是；有一毫在，则众恶相引而来。（《传习录上卷·陆澄录》）
参考译文：克制自己的私欲一定要完全彻底，一丝不留才对；有一点私念在，众多的恶行就会跟着而来。
4.学海无涯：学习求精深
义理无定在，无穷尽。吾与子言，不可以少有所得而遂谓止此也。再言之十年、二十年、五十年，未有止也。（《传习录上卷·陆澄录》）
参考译文：义理没有固定不变的存在，没有穷尽。我跟你讲论学问，你不可以稍微有所得就觉得不过如此，即使再跟你说十年、二十年、五十年，也不可能完全穷尽。
问道之粗精。
先生曰：“道无精粗，人之所见有精粗。如这一间房，人初进来，只见一个大规模如此；处久，便柱壁之类，一一看得明白；再久，如柱上有些文藻，细细都看得出来。然只是一间房。”（《传习录上卷·陆澄录》）
参考译文：（陆澄）问道的精粗。
先生说：“道本身没有精粗之分，是人们对道的认识有精粗之分。好比一间房子，人刚进来的时候，只看到一个大致轮廓；住久了，就把梁柱、墙壁等一一看清楚；时间再长些，像梁柱上的花纹装饰、细致的刻画都会看得仔细。但是，这是同一间房间。”
“与其为数顷无源之塘水，不若为数尺有源之井水，生意不穷。”
时先生在塘边坐，旁有井，故以之喻学云。（《传习录上卷·陆澄录》）
参考译文：先生说：“与其挖一个数顷之大却没有水源的池塘，不如挖一口数尺之深而有水源的井，井里的水源源不断。”
当时，先生坐在池塘边，旁边有一口井，所以用池塘和井来比喻做学问。
5.“知行合一”：重视实践，化德性为德行
“知行合一”强调实践应用，并以身作则，亲力亲为。
“知是行的主意，行是知的工夫；知是行之始，行是知之成。若会得时，只说一个知，已自有行在；只说一个行，已自有知在。古人所以既说一个知、又说一个行者，只为世间有一种人，懵懵懂懂的任意去做，全不解思惟省察，也只是个冥行妄作，所以必说个知，方才行得是。又有一种人，茫茫荡荡悬空去思索，全不肯着实躬行，也只是个揣摸影响，所以必说一个行，方才知得真。此是古人不得已补偏救弊的说话，若见得这个意时，即一言而足。”（《传习录上卷·徐爱录》）
参考译文：知是行的宗旨，行是知的落实；知是行的开始，行是知的结果。如果领会了这一学说，谈到知，已经自然把行包括其中了；说到行，已经自然把知包括其中了。古人之所以既说知又说行，只是因为世上有一种人，迷迷糊糊地任着自己的性子去做，完全不动脑筋去思考，他们只能是愚昧妄为，所以特别要强调知，才能行得正确。世上还有一种人，整天空想，不肯脚踏实地地付诸行动，也就只在心里凭空揣摩，因此要强调行，才能正确地知。这些都是古人为了纠正错误、补救弊端而不得已采用的说法，若是真正领会了其中含义，把知和行合起来，一句话就可以说清了。
问：“看书不能明，如何？”
先生曰：“此只是在文义上穿求，故不明。如此，又不如为旧时学问，他们看得多，解得去。只是他为学虽极解得明晓，亦终身无得。须于心体上用功，凡明不得，行不去，须反在自心上体当，即可通。盖四书、五经不过说这心体，这心体即所谓‘道’，心体明即是道明，更无二。此是为学头脑处。”（《传习录上卷·陆澄录》）
参考译文：（陆澄）问：“读书不明白其含义，该怎么办？”
先生说：“这是仅仅在字面意思上探求，所以不明白。这样，还不如去学程朱的学问。他们看得多，解释也通。不过他们读书做学问虽然讲得极明白，也一生无所收获。所以必须在本心和身体加行上用功，凡是不明白、难以实践的，必须返回自己的心中反复体会，这样就可以明白了。‘四书’‘五经’不过是阐释这个本心，这个本心就是‘道’，人的本心明白了，‘道’也就明白了，再没有别的。这才是读书做学问的关键。”
6.因材施教：尊重个体特性
学校之中，唯以成德为事，而才能之异，或有长于礼乐、长于政教、长于水土播植者，则就其成德，而因使益精其能于学校之中。（《传习录中卷·答顾东桥书》）
参考译文：在学校里，主要是培养品德，而人的才能各有不同，有的擅长礼乐，有的擅长政教，有的擅长水利农事，那么就根据他们的德行性，在学校进一步培养他们的特殊才能。
良知本来自明。气质不美者，渣滓多，障蔽厚，不易开明。质美者，渣滓原少，无多障蔽，略加致知之功，此良知便自莹彻。（《传习录中卷·答陆原静书》）
参考译文：良知本来就是明净的。气质不好的人，瑕疵比较多、遮蔽厚，他的良知不容易明白呈现。气质好的人，原本瑕疵就少，没有多少遮蔽，稍微用些致知的功夫，他的良知就自然能明白无误、彻底地呈现出来。
二、刘宗周
刘宗周（1578—1645），字起东，别号念台，明绍兴府山阴人，因讲学于山阴蕺山，世人称蕺山先生。他是明代最后一位儒学大师，也称得上是宋明理学（心学）的结束之人。
刘宗周开创的蕺山学派，在儒学史上影响巨大。清初大儒黄宗羲、陈确、张履祥等都深受其影响。顺治二年（1645年），清军攻陷杭州，刘宗周闻讯推食恸哭，绝食殉国。有当代新儒家学者认为，刘念台绝食而死后，甚至中华文化的命脉都出现了危机。
（一）刘宗周的教育思想概说
刘宗周为代表的蕺山学派及其书院讲学，上承白鹿洞书院、王阳明学派讲学，下启浙东学派与江浙书院讲学，弟子遍及浙江、江苏、江西、陕西和山东。他在继承过去学说的基础上，有所发展，也有独到之处，如：他主张唯心的一元论，说明较阳明更为透彻；他以诚敬为慎独，以慎独为入学之方，其说虽本程朱，而自己亦更有进一步之说明。[66]
刘宗周特别强调教育，把教育看成是复性之学。他主张教育的目的是学习如何做人；成学之道在于反对因循旧说，倡导思考创新；他继承孔孟、宋儒、王阳明一脉相承的“心学”，提出教育要以“慎独”作为培养道德品质的唯一方法。[67]他的教育思想蕴含着丰富的哲理，对后世的教育实践和道德修养有积极影响。
（二）刘宗周的教育思想言论
刘宗周关于教育的言论主要集中在：《原学》《读书说》《立志说》《习说》《答秦生履思·其四》《答赵君法》《答叶润山民部》《答王金如三》《复沈石臣进士》等。
1.重视人的天性
刘宗周认为“喜怒哀乐”是人的自然生理要求，不能把它看作不好的东西，只有纵欲过度才是不好的。
一性也，自理而言，则曰仁义礼智；自气而言，则曰喜怒哀乐。（《刘子全书》）
参考译文：人的本性，从天理的方面来说是指仁义礼智；从气质上来说是指喜怒哀乐。
天理人欲本无定名，在公私之间而已……欲与天理只是一个，从凝处看是欲，从化处看是理。（《刘子全书》卷十《学言》）
参考译文：天理和私欲本来没有确定的名字，在于站在公众还是私人的角度来看而已……私欲和天理是同一样东西，从不变的角度看是私欲，从变化的角度看是天理。
学莫要于治心，而恶与过皆出于人欲之私者，累心者也。（《刘子全书》卷三十五《曾子章句·立事》）
参考译文：学习要以修养思想品德为目的，作恶和不好的行为的产生都是因为人欲的自私，令人劳心劳力。
2.强调见闻的作用
刘宗周认为依赖耳目等感官得来的“闻见之知”是人们获取认识的重要来源，它能指导和启发人们的言行和思考。
读书者，闻见之精者也。（《刘子全书》卷十三《证人会约》）
参考译文：读书所获得的是精微深邃的见闻。
问：“均是人也，或为圣人，或为凡人，何居？”……曰：“人生之初，固不甚相远矣。孩而笑，弗而啼，饥渴嗜欲有同然也。及夫习于齐而齐，习于楚而楚，始有相径庭者矣。生长于齐，既而习为楚语焉，无弗楚也；生长于楚，既而习为齐语焉，无弗齐也。此学之说也。”（《刘子全书》卷七《原学》）
参考译文：问：“大家都是人，有的人是圣人，有的人是普通人，为什么呢？”……先生说：“人刚生出来的时候，本来相差不远。小孩子都是一会儿哭一会儿又笑，想喝水和想吃东西的欲望是一样的。在齐国学习就培养了齐国的思想，在楚国学习就培养了楚国的思想，人的思想开始有区别了。在齐国生长，学习楚国的语言，不像楚国的语言；在楚国生长，学习齐国的语言，不像齐国的语言。这说的是做学问。”
3.知行合一
刘宗周将“心、意、知、物”四者理解为相辅相成，统为一体。用“体用一原”的方式，阐明内在德性与外在德行的关系。
有万物而后有万形，有万形而后有万化，有万化而后有万心，以一心纳万心，退藏于密。（《刘子全书》卷十《学言》）
参考译文：有了许多种物然后才产生许多种形态，有了许多种形态然后才有许多种变化，有了许多种变化然后产生了许多种心，用“一心”收摄“万心”，即用心反映世界万物及其变化，存养在隐秘的方寸之间。
天命之所在，即人心之所在，人心之所在，即道心之所在……心只有人心，而道心者，人之所当然，乃所以为心也。人心道心只是一心。（《天命章说》）
参考译文：天理所在的地方就是人心所在的地方，人心所在的地方就是道心所在的地方……心中只有人心，而道心则是人自然生成的，所以是人心。人心、道心是一样的。
心无体①，以意为体；意无体，以知为体；知无体，以物为体。物无用，以知为用；知无用，以意为用；意无用，以心为用。是之谓体用一源，是之谓显微无间②。（《刘子全书》卷十《学言》）
注释：①体：与“用”相对。“体”与“用”是中国古典哲学的一对范畴，指“本体”和“作用”。一般认为“体”是最根本的、内在的；“用”是“体”的外在表现。②体用一源，显微无间：语出程颐《伊川易传》：至微者理也，至著者象也；体用一源，显微无间。他所谓体，指本原、本体；所谓用，指显现、作用。他认为隐微的理与显著的象，二者统一，没有间隙。
参考译文：心没有本体，把意作为它的本体；意没有本体，把知作为它的本体；知没有本体，把物作为它的本体，物没有外在表现，把知作为它的显现；知没有外在表现，把意作为它的显现；意没有外在表现，把心作为它的显现。所以说隐微的理与显著的象，二者统一，没有间隙。
知行何可偏废……知之至才能行之至，行之至方是知之至。后人言即分即行，不必于知外更求行，重本体不重工夫，所以致吾道之大坏也！（《刘子全书》卷十三《会录》）
参考译文：思考和实践不可以有所偏向……思考达到极致才能使实践达到极致，实践达到极致的时候，才是思考达到了极致。现在的人说把思考和实践分开，觉得只需要思考，不需要实践，注重本体而不注重实践，所以导致世风的败坏。
4.独处时要谨慎不苟
刘宗周认为教育最终应达到的状态是：个人独处时仍然要保持敬畏和诚意。
独是虚位，从性体看来，则曰莫见莫显，是思虑未起，鬼神莫知时也。从心体看来，则曰十目十手①，是思虑既起，吾心独知时也。然性体即在心体中看出。（《刘子全书》卷十《学言》）
注释：①十目十手：形容一个人的言行举止，离不开众人的监督。语出《礼记·大学》，曾子曰：“十目所视，十手所指，其严乎。”
参考译文：“独”是个空名号，从性体来看，是看不见的，没有具体的显现，是还没有想法，连鬼神都不知道时的状态。从心体来看，是自己的言行举止受到人的监督，是刚刚开始有想法，只有我知道这个想法的时候，然而性体就在心体中看出来。
君子存之，善莫积焉。小人去之，过莫加焉……敬肆之分，人禽之辨也。（《人谱》）
参考译文：和有德行的人交往，不要记住他们做了多少好事。远离品德低下的人，不要记住他们做了多少坏事……敬畏天理和过度纵欲的区别，是人和禽兽的区别。
或问慎独下手处，先生曰：“且静坐。”又问：“静坐中愈觉妄念纷扰，奈何？”先生曰：“心不能静，只为有根在，故濂溪教人必先之以无欲，以此故也。”（《刘子全书》）
参考译文：有人问慎独应该从哪里入手。先生说：“静坐”。又问：“静坐的时候更觉得各种虚妄的念头纷纷扰扰，怎么办？”先生说：“心不能安静下来，是因为有私欲扎根在心中，所以濂溪先生教导人们首先要没有私欲，就是这个原因。”
5.强调自我反省
有不善未尝不知，是谓良知；知之未尝复行也，是谓致知。（《刘子全书》）
参考译文：每当自己行为有不对的地方，心中多多少少都能知觉到，这就证明每个人心中都有着良知；而一旦知道错了之后，不再重蹈覆辙，这就是致知。
才认己无不是处，愈流愈下，终成凡夫；才认己有不是处，念达愈上，便是圣人。（《刘子全书》）
参考译文：认为自己没有一处不对，越骄傲越不会进步，终生都是个凡夫俗子；承认自己有不对的人，因为肯虚心反省，向人求教，所以愈来愈进步，便会达到圣人的境地。
三、顾炎武
顾炎武（1613—1682），江苏昆山人，初名绛，字忠清，明亡后改名炎武，号亭林，后人尊称其为亭林先生。他出身名门，少年时读书勤奋，14岁考中秀才。青年时时常议论朝纲，主张反清复明，失败后遍访名山大川，潜心治学著书，成为明末清初杰出的思想家、经学家、史地学家和音韵学家，与黄宗羲、王夫之并称为“清初三儒”。
他一生著述宏富，在地理、金石、音律上都有建树，所著的《肇域志》《天下郡国利病图》《金石文字记》《音学五书》等都具有很高的学术价值。代表作《日知录》较为系统地阐述了他在哲学、政治、经济等方面的观点。
（一）顾炎武的教育思想概说
顾炎武是著名的考据学家，平生不作无益之文，主张“文不苟作”“须有益于天下”；治学强调“经世致用”，反对空谈，注重实地考察。同时他以一种历史的自觉，深刻地反思明王朝覆灭的教训，致力于探寻中国社会道德文明之重建的道路。
“天下兴亡，匹夫有责”这句名言就是出自《日知录》，他不仅仅这样教学生，而且自己也做到了。他“经世致用”的进步教育思想对后世影响很大，他强调学习要理论联系实际、脚踏实地、注重实效，对我们今天的语文教育有着重要的影响。
（二）顾炎武的教育思想言论
顾炎武特别重视教育的作用，有大量关于教育作用的言论。
1.“天下兴亡，匹夫有责”的爱国主义思想
在以清代明的历史条件下，顾炎武把爱国主义原则看作是最重要的道德底线，提倡“天下兴亡，匹夫有责”的爱国主义的道德情操。
有亡国，有亡天下。亡国与亡天下奚辨？曰：易姓改号，谓之亡国。仁义充塞，而至于率兽食人，人将相食，谓之亡天下……是故知保天下，然后知保其国。保国者，其君其臣，肉食者谋之；保天下者，匹夫之贱与有责焉耳矣。（《日知录》卷十三《正始》）
参考译文：有亡国，有亡天下。如何辨别亡国和亡天下呢？回答说：易姓改号叫作亡国。仁义的道路被阻塞，以至于到了率领禽兽来吃人，人与人之间也要互相吃的地步，这叫作亡天下……所以知道保天下然后才知道保国家。保国家的事，是位居国君和臣子之位的那些统治者所要考虑的；保天下的事，地位低贱的普通百姓都有责任。
2.决不以势利之心待人的原则
顾炎武对人们的势利之性、特别是盛行于社会公共生活中的势利之性作了全面而深刻的揭露和批判。他认为决不应以势利之心待人，要防止在社会公共生活中庸俗关系学盛行，不能只认关系，不讲道义。
群黎，庶人也。百姓，百官也。民之质矣，兼百官与庶人而言，犹曰“人之生也直”也。（《日知录》卷三《民之质矣日用饮食》）
参考译文：万民指的是没有官职的平民。百姓指的是当官的。说到人民的本质，应该要兼顾平民和官员两个方面，才能够被说成人生活得正直。
荀悦论曰：“言论者计薄厚而吐辞，选举者度亲疏而举笔，苞苴盈于门庭，聘问交于道路，书记繁于公文，私务众于官事。”世之弊也，古今同之，可为太息者此也。（《日知录》卷十三《乡原》）
参考译文：荀悦论说：“说话的人计算着（交情的）厚薄来说话，选举的人衡量着（关系的）亲厚疏远而下决定，行贿在门前盛行，联姻的车队在道路上相遇，记录的人被公文所烦扰，私人的事务比公务还多。”世间的腐败在古今都是相同的，真是令人叹息的事啊。
3.实学思想
“博学于文，行己有耻”是顾炎武实学的根本原则。他主张为学必先学会做人，而为人之本在于“行己有耻”，即“不耻恶衣恶食，而耻匹夫匹妇之不被其泽”，认为只有怀抱经世泽民之大志，才能做成利国利民的真学问。为了成就有益于天下的大学问，必须“博学于文”，即“好古而多闻”，既博览群书，又广师学友。[68]顾炎武特别强调应当把对书本知识的博学同认知交往中的广师结合起来，认为“独学无友，则孤陋而难成；久处一方，则习染而不自觉”。（《亭林文集》卷四《与人书一》）
愚所谓圣人之道者如之何？曰“博学于文”，曰“行己有耻”。自一身以至于天下国家，皆学之事也；自子臣弟友以至出入往来、辞受取与之间，皆有耻之事也。（《亭林文集·与友人论学书》）
参考译文：我所说的领悟圣人之道的人是怎么样的？就是“从丰富的文献典籍中学习”，就是“用羞耻心来约束自己的行为”。从自身到天下国家，都有学问，都需要不断地学习。从父子、君臣、兄弟、朋友，以及出去做官与归隐、离去与留下、辞官与受禄、索取与给予等之间关系的处理，都需要“用羞耻之心来约束自己的行为”。
4.经学思想
顾炎武主张学问要“经世致用”，顾氏之经学，上矫宋明理学末流，下启清代朴学先河，对有清一代三百年的经学发展产生了重大影响。
（1）尊经而明道。
顾炎武认为，后人不考古而妄改经，不仅造成古书舛讹，而且败坏了学风，其影响极坏。尊崇经文而不盲从，注重本经而不废传注，遍考历代经说而无怪异玄渺之论，这是顾炎武的经学主张。
万历间，人多好改窜古书，人心之斜，风气之变，自此而始……此皆不考古而肆臆之说，岂非小人而无忌惮者哉！（《日知录》卷十八《改书》）
参考译文：万历年间，很多人喜欢修改古书，人心思的不正和风气的变化，是从这里开始的……这些不考据就肆意妄想的说法，难道不是都来自肆无忌惮的小人吗！
（2）稽古以明经。
顾炎武治学严谨，强调尊崇经典，但是并不拘执经训。他提出“信古而阙疑”的治经原则，认为：“五经”得于秦火之余，其中固不能无错误。学者不幸而生乎二千余载之后，信古而阙疑，乃其分也。（《日知录》卷二《丰熙伪尚书》）因此，他稽考典籍，诂训经解，对于诸经传注，无不详加校理考订历代经说，一一予以稽验考明。
汉时《尚书》，今文与古文为二，而古文又自有二……孟子曰：“尽信书，则不如无书。”于今日而益验之矣。（《日知录》卷二《古文尚书》）
参考译文：汉代《尚书》，今文与古文是不同的，而古时候的《尚书》又有不同的版本……孟子说：“完全相信书的话，就不如没有书。”这在今天更加被验证了。
5.关于教育的原则和方法
顾炎武认为儒家经典是一定要深入人心的，不过不是宋明时期的理学，而是孔孟等先贤所著的经典；学习和掌握这些经典不是为了像理学家们一样空谈心性和义理，而是为了匡世济民。
（1）《易》以道化。
顾炎武认为，《周易》广大悉备，藏往知来，学者研索其义，于天道人事，皆各增其助益。
《易》于天道之消息，人事之得失，切实示人，学者玩索其义，处事自有主张。（《与任钧衡》）
参考译文：《周易》把天底下的道理、人与事的得失，真真实实地呈现给人，学者们反复体会，寻找蕴藏在其中的意义，处理事情的时候则自有自己的主张。
圣人神以知来，知以藏往，作为《易》书，以前民用。（《日知录》卷一《易逆数也》）
参考译文：圣人的心力足以对未来有所预测，圣人的智慧足以把过往了然于胸，写下来成为《周易》这本书，用来引导民众的作为。
（2）《诗》以道志。
顾炎武论《诗经》，强调其教化敦民、淳厚人心之用。
舜曰：“《诗》言志。”此《诗》之本也。《王制》：“命太师陈《诗》以观民风。”此《诗》之用也。《荀子》论《小雅》曰：“疾今之政以思往者，其言有文焉，其声有哀焉。”此《诗》之情也。故《诗》者，王者之迹也。（《日知录》卷二十一《作诗之旨》）
参考译文：舜说：《诗经》是表达志向和决心的。这是《诗经》的根本。《王制》：“命令太师阅读《诗经》用来了解民间的风气。”这就是《诗经》的作用。《荀子》论《小雅》说：“（作者）痛恨当时的政治，怀念过去，它的言辞富有文采，它的情调带着哀怨。”这是《诗经》所蕴含的情感。所以《诗经》是王者之迹啊。
（3）《书》以道事。
顾炎武论《书》，以其为记载古代政事之书，故不专以考据训诂为能事，而侧重于联系史事说明经义，以明其经世济用之志。
如读《盘庚》《微子》诸篇，则曰：“自古国家承平日久，法制废弛，而上之令不能行于下，未有不亡者也。纣以不仁而亡，天下人人知之，吾谓不尽然……然则论纣之亡、武之兴，而谓以至仁伐至不仁者，偏辞也，未得为穷源之论也。”（《日知录》卷二《殷纣之所以亡》）
参考译文：如同读了《盘庚》《尚书微子》各篇，然后会说：“自古以来，国家太平日子过久了，法律制度松弛荒废了，而上层的命令不能在下层实行，国家没有不灭亡的道理。纣王因不仁而亡国，这是天下人知道的，我却认为不完全是这样……然而讨论商纣的灭亡和周武的兴起，说是以至仁讨伐至不仁，这是片面的看法，不足以成为能穷追这个问题的源头的道理啊。”
（4）《礼》以道行。
顾炎武论《礼》，以其为天地之序，人伦之常，故强调其移易风俗、纲纪社会之功用。
郊社之礼，所以仁鬼神也；射飨之礼，所以仁乡党也，食飨之礼，所以仁宾客也。亲亲而仁民，仁民而爱物，而天下之大经毕举而无遗矣。（《日知录》卷六《肫肫其仁》）
参考译文：祭祀天地的礼，是用以致仁爱于死者的；乡射礼，是用以致仁爱于乡亲邻里的；宴会饮酒的礼仪，是用以致仁爱于宾客的。亲近自己的亲人并且仁慈对待人民，仁慈地对待人民并且珍惜国家的资源，那么治理国家的道理已经毫无遗漏地摆在面前了。
他认为明白了祭天祭地的礼仪、秋尝夏禘的礼仪的作用，那么治理国家就很容易了。
（5）《春秋》以道义。
顾炎武论《春秋》，善于考往鉴来，借古讽今。
夫子之文章，莫大乎《春秋》。《春秋》之义，尊天王，攘戎狄，诛乱臣贼子，皆性也，皆天道也。故胡氏以《春秋》为圣人性命之文。（《日知录》卷七《夫子之言性与天道》）
参考译文：孔子的主张没有比《春秋》更充分的了。《春秋》的义，体现在尊崇天子，驱逐戎狄，诛杀乱臣贼子，这些都是人性，都是天道。所以胡氏认为《春秋》是圣人阐述性与天道之文。
四、黄宗羲
黄宗羲（1610—1695），字太冲，号南雷，又号梨洲，后世尊称梨洲先生。浙江绍兴府余姚人。杰出的思想家、政论家，与顾炎武、王夫之并称为“清初三儒”。
黄宗羲是伟大的启蒙思想家和杰出的史学家，被誉为“中国思想启蒙之父”。他曾提出“天下为主，君为客”的民主思想，认为“天下之治乱，不在一姓之兴亡，而在万民之忧乐”，主张以“天下之法”取代皇帝的“一家之法”，达到限制君权、保障人民的基本权利的目的。其政治主张抨击了封建君主专制制度，对反专制斗争起到极大的推动作用。
黄宗羲同时也是一位著名的教育家。他长期从事教育活动，曾在多所书院讲学，提出了具有近代色彩的民主教育思想，对中国近代资产阶级的教育思想产生了重要影响。主要著作有《明夷待访录》《明儒学案》等。
（一）黄宗羲的教育思想概说
黄宗羲早年师从刘宗周，于经、史、子、集，天文、地理、数学，音律历家学说，无所不通，给后人留下了数量极大、内容极广的编著作品。代表作《明夷待访录》是其进步思想的结晶，全书21篇，《原君》《原臣》《原法》《学校》等均影响极大，全书揭露和批判了封建专制制度对人的摧残，彻底摒弃了“小儒”们“以君臣之义无所逃于天地之间”的陈腐观念，提出“天下为主，君为客”的主张。他的《孟子师说》以及开断代思想史研究之先河的《明儒学案》和《宋元学案》，品评、批判前人思想学说的同时，阐述了对天人关系、人伦关系以及人性善恶、公私义利等问题的看法。其中他所提出的“人各得自私，人各得自利”等主张，反映了争取个人利益和平等权利的愿望；“天子之所是未必是，天子之所非未必非”“公其是非于学校”“求证于心”等是非观，充分地表达了其个性解放思想和民主自由精神，显示出冲破封建专制思想限制的思考和探索。这正是他的著作和主张能作为近代资产阶级思想家们宣传民主主义，激发近代启蒙思潮产生的原因所在。
（二）黄宗羲的教育思想言论
黄宗羲特别重视教育的作用，有大量关于教育作用的言论。
1.“公其非是于学校”
黄宗羲认为学校不仅应具有培养人才移风易俗的职能，而且还应该成为议论国家政事的场所，“治天下之具皆出于学校”。由学校议政可以逐渐养成普遍议政的社会风气，不再以天子的是非为标准，而是“公其非是于学校”，这是他对于古代教育理论的独特贡献，体现了民主思想。
学校，所以养士也。然古之圣王，其意不仅此也，必使治天下之具皆出于学校，而后设学校之意始备……天子之所是未必是，天子之所非未必非，天子亦遂不敢自为非是，而公其非是于学校。（《明夷待访录·学校》）
参考译文：学校是用来培养人才的。但是古代圣王设置学校的用意不仅如此，一定要使治理天下的手段都来自学校，这样设置学校的意图才能完全实现……天子认为正确的未必是正确的，天子认为不正确的未必不正确，天子也就不敢以自己的角度判断是非，而把判断是非的任务交给学校的公论。
2.关于教学思想
黄宗羲在长期的教学实践中，认真吸取前人的优秀成果，不断总结自己的成功经验，形成了颇具特色的教学思想。主要有以下三点。
（1）力学致知。
在人的知识来源问题上，黄宗羲的观念中虽然存在“天地万物之理，即在吾心之中”，“穷理”即“穷心”的王学思想残余，但其基本的方面则是主张躬行实践以求知，力学致知。他自己更是以身作则，一生勤奋好学，并且老而弥坚，“年逾六十，尚嗜学不止”。
（2）学贵适用。
黄宗羲提出了“学贵适用”的主张。他反对空疏烦琐，明确认为求学贵在适于实用，只有学问与事功相结合，学用一致，方是做学问应有的态度。从这一思想出发，他强调只有适于实用的知识才是真正的学问，他还将是否有真才实学作为选拔人才的重要原则。
（3）学贵独创。
求学贵在创新，提出独立见解，反对“墨守一先生之言”；求学的方法在于格物穷理，在于笃行，这是黄宗羲教学思想的又一显著特点。
在长期的教学实践中，黄宗羲积累了许多经验，主要有以下四点。
①由博致精。
所谓“博”，就是要多读书，有渊博的学识，这是提出独立见解的前提。但广泛读书的同时，还必须抓住各家学派的宗旨。他说各家学派“自有宗旨”，这既是学派创立者的“得力处”“亦是学者之入门处”。因此，抓住了宗旨，即把握了学派思想的精华。
②重视“异同论”。
在学术研究中，由于“心之万殊”、各人“功力所至”不同，因而必然会出现各种不同见解，即所谓“一偏之见”，或“相反之论”，而这些恰恰是学者自己研究的心得。因此，他强调“学者于其不同处，正宜著眼理会”。并且还根据历史经验，强调指出：“古之善学者，其得力多在异同之论。”事实一再表明，学术上的创新，往往是由各种不同的学术见解相互碰撞引发的。因此，黄宗羲重视“异同之论”的见解，是颇有道理的。
③深思与能疑。
黄宗羲的主张中，无论是由博致精，还是重视“异同之论”，关键都离不开“深湛之思”。只有对所学知识“加之湛思”，在自己的头脑中经过一番加工和整理，才能深刻理解，融会贯通，产生自己的见解。当然，要能进行深刻的思考，又离不开在求学过程中提出各种怀疑。所以，黄宗羲又强调“能疑”。他把怀疑视为是“觉悟之机”，认为“小疑则小悟，大疑则大悟，不疑而不悟”，有的人不怀疑而轻易相信，这并非是真信，只是不善于提出怀疑。[69]黄宗羲强调怀疑在治学过程中的重要作用，认为只有善于提出怀疑者，才能进行深思，才会有所创见，这是符合学习规律的。
④讨论辩难。
讨论辩难是黄宗羲在讲学中采用的一种基本方法。他认为，通过讨论辩难，能调动学生个体的主观能动性，发挥师生群体的积极作用，使学习过程中有所创见。
3.论教师
黄宗羲长期从事教育工作，对教师职业有特殊感情，对教师发表了许多独特见解。
第一，他主张尊师，要求提高教师的社会地位，认为学生必须“重师弟子之礼”。
第二，他认为，教师除了向学生进行传道、授业、解惑之外，还必须参加清议。
第三，他主张教师不仅要有真才实学，而且还必须品行端正。
黄宗羲有关教师的主张，突破了传统的教师理论，鲜明地反映了他的民主思想，是值得我们重视的。
五、王夫之
王夫之（1619—1692），字而农，号姜斋，又号夕堂，湖广衡州府人，晚年隐居于湘西石船山，自署船山病叟、南岳遗民，故学者称之为船山先生。王夫之是明末清初杰出的教育家、思想家、哲学家、文学家、史学家和美学家，中国古代朴素唯物主义思想的集大成者、启蒙主义思想的先导者，与黄宗羲、顾炎武并称为“清初三儒”。
王夫之幼年时曾跟随父亲、叔父和兄长读书，少年时曾就读于岳麓书院，14岁考中秀才，24岁考中举人。他青年时关心国家的命运和民族的前途，立志匡世救国。清军入京后，曾起义兵于衡山，抵御清军南下，结果失败。王夫之后期退隐山野，专门从事学术研究和教育活动达40年之久，一生著述总计约有100多种、400多卷，共800多万字，今存有《周易外传》《黄书》《尚书引义》《永历实录》《春秋世论》《噩梦》《读通鉴论》《宋论》等书，后人曾将其著作编为《船山遗书》总集。王夫之著作遍及经、史、子、集各部，可谓是中国古代最高产的学者。[70]
（一）王夫之的教育思想概说
王夫之早期思想受王充和张载的影响，后期刻苦钻研学问和著书立说、授徒讲学，继承和发展了传统哲学的朴素唯物论和实学教育的理念，形成了系统的唯物主义教育思想体系。其教育思想主要体现在《读四书大全说》《礼记章句》《俟解》《读通鉴论》《周易外传》《张子正蒙注》《四书训义》《尚书引义》和《思问录》等著作。
王夫之的教育思想，是根据他朴素唯物主义的认识论、社会进化论和“日生日成”的人性学说而来的；他弘扬先秦儒学的教育思想，扬弃宋明理学的教育思想，阐明并发展了中国古代关于人性与教育、教与学、学与思和知与行等关系的教育思想，并由此提出许多唯物主义和富有辩证法思想的教育观点，对他之后的许多教育家都有巨大的影响，[71]在中国传统教育思想史上起着继往开来的重要作用。
（二）王夫之的教育思想言论
王夫之的教育思想很丰富，其中对语文教育影响较大的主要是其“时习”“自得”“濯愚”“启智”，以及“文以意为主”的思想。
1.教育的作用
（1）教育对治国理政的重要作用：治国之本。
王夫之潜心钻研先秦的儒家经典，考察历代社会发展的历史经验，特别是反思总结明朝灭亡的惨痛教训，深入思考教育对治国理政的作用，认为教育是国家之本。
王者之以天下，不外乎政教之二端。语其本末，则教本也，政末也。语其先后，则政立而后教也施焉。（《礼记章句》卷五）
参考译文：君王管理天下，不外乎政治和教育两个方面。要说它们的本末排位，则教育是根本，政治是次要的。要说它们的先后顺序，则应该是先确立政治，而后施行教育。
治道自汉之亡而晦极矣。非其政之无一当于利病也，谓夫言政而无一及于教也。（《读通鉴论》卷十七）
参考译文：治国之道自汉朝灭亡以后就隐晦至极了。这并不是说其政治无一件切中要害，而是说议论政事的人没有一句是涉及教育的。
（2）教育对人性发展的重要作用：习与性成。
夫性者，生理也，日生则日成①也。则夫天命者，岂但初生之顷命之哉？但初生之顷命之，是持一物而予之于一日，俾牢持终身以不失。天且有心以劳劳②于给与，而人之受之，一受其成形而无可损益矣。（《尚书引义》卷三）
注释：①日生则日成：指日日生，则日日成。②劳劳：辛劳、忙碌。
参考译文：所谓“性”，是一种生生之理，随着人的一天天生长，也就一天天形成。然而“天命”的性，岂能是初生时的顷刻之间由上天授予人的呢？只是出生时顷刻之间授予他，是只在一天之内拿一样东西给予他，就牢固地维持了终身而不能失去，况且就算上天有心忙碌地给予人了；而人接受了以后，就一成不变而不能有所折损或增加了。[72]
惟命之不穷也而靡常，①故性屡移而异。抑惟理之本正也，而无固有之疵，故善来复而无难。未成可成，已成可革。性也者，岂一受成侀②，不受损益也哉？（《尚书引义》卷三）
注释：①惟命之不穷也而靡常：语本出自《诗经·大衙·文王》：“天命靡常。”靡：无；靡常：无常。②侀：同“形”。
参考译文：正因为“命”是不断变化而无常的，所以“性”也就会屡次发生变化而有所不同。又正因为“理”是本之于“正”的，而没有固有的瑕疵，所以“善性”的不断到来，也就不会有困难。没有形成的可以继续形成，已经形成的也可以继续变革。所谓“人性”，哪里会一旦固定成形了，就不能再有所增加或减少了呢？
性者天道，习者人道，性为最初之生理，而善与不善皆后期之分途也。（《四书训义》卷三十五）
参考译文：人性是先天的天道，习染是后天的人道，性是人最初的生理，而（人性）好或不好是因后天的发展而分开了。
孟子言性，孔子言习。性者天道，习者人道。《鲁论》二十篇皆言习，故曰：性与天道不可得而闻也。已失之习，而欲求之性，虽见性且不能救其习，况不能见乎！（《俟解》）
参考译文：孟子谈论人性，孔子谈论习染。人性是天道的，习染是人后天的。《论语》二十篇都是谈论习惯的，所以说：人性和天命都是不能通过后天学习而获得的。已经在后天的习染中丧失了，却想要人最初的本性，即使看得见人性也不能挽回后天的习染，更何况是不能看见人的本性呢！
人不幸而失教，陷入于恶习，耳所闻者，非人之言，目所见者，非人之事，日渐月渍于里巷村落之中，而有志者欲挽回于成人之后，非洗髓伐毛，必不能胜。（《俟解》）
参考译文：人如果不幸失去了教育，陷入不良的习俗中，耳中听到的，不是善人所说的话，眼里所见的，也不是善人所做的事，日久天长在里巷村落中逐渐养成了坏习惯。倘若有志气的人想要在成年之后挽回，不脱胎换骨，一定不能达到目的。
人之皆可为善者，性也；其有必不可使为善者，习也。习之于人大矣，耳限于所闻，则夺其天聪；目限于所见，则夺其天明；父兄熏之于能言能动之始，乡党姻亚导之于知好知恶之年，一移其耳目心思，而泰山不见，雷霆不闻；非不欲见与闻也，投以所未见未闻，则惊为不可至，而忽为不足容心也。故曰：“习与性成。”成性而严师益友不能劝勉，頬赏重罚不能匡正矣。（《读通鉴论》卷十）
参考译文：人们都可以成为好人，这是人们善的本性决定的。也有必不能使人成为好人的因素，这就是人们的坏习惯。习惯对于人的影响太大了，如果听到的很少，他知道的就不多；所看到的很少，他了解到的也就不多；当一个人能说能动的时候，就开始受到父亲兄长的熏陶了，当他到了知道好坏的时候，他又会受到乡里乡亲的影响，一旦他的心思不在某些方面，即使这些方面遇到一些大的事他也会不闻不问。这并不是他不想见到或听到，而是在那样的环境中不可能见到或听到，即使偶尔听到看到也不会放在心上。所以说：有“习惯成性”的说法。一旦性成，即使是严师益友也不能规劝他，厚赏重罚也难以匡正他。[73]
2.教育的目的
王夫之希望通过教育培养一批立足于社会现实、具有新的时代精神风貌的经世致用的国家栋梁，承担起匡世救国的历史重任，在很大程度上突破了儒家学者关于人才的传统观念。[74]
能兴者谓之豪杰。兴者，性之生乎气者也。拖沓委顺，当世之然而然，不然而不然，终日劳而不能度越于禄位田宅妻子之中，数米计薪，日以挫其气，仰视天而不知其高，俯视地而不知其厚，虽觉如梦，虽视如盲，虽勤动其四体而心不灵，惟不兴故也。圣人以诗教以荡涤其浊心，震其暮气，纳之于豪杰而后期之以圣贤，此救人道与乱世之大权也。（《俟解》）
参考译文：所谓的豪杰就是能“兴”的人。所谓“兴”，就是天性中与浩然之气同在的东西。那些唯唯诺诺，只会附和别人的想法，每天劳苦而不能放下地位财富妻子儿女的人，数着米粒计算薪酬，那样他们的浩然之气就每日消减，看天不知天有多高，看地不知道地有多厚，虽然醒着仍然和梦中一样，虽然能看见和盲人也没有区别，虽然四肢活动勤快但是心思已经僵化，就是不能“兴”的缘故。圣人用诗来教他们清洗掉自己心灵的污浊之气，震动他们颓废不振作的精神和不求进取的风气，先成为豪杰壮士再期待他们成为圣贤，这就是拯救人道与平定乱世的大举措啊。
3.教育的内容：身心之学
盖自秦以后，所谓儒学者，止于记诵词章；所谓治道者，不过谋权术数；而身心之学，反以付之释老。（《读四书大全说》卷四）
参考译文：大概自秦朝以后，所谓的儒家学者，只限于记忆诵读那些词章了；所谓的管理国家的人，也不过是谋求权变计谋的了；而身心之学反倒交付给佛家和道家了。
能士者士，次则医，次则农工商贾，各为其力与其时。（《王船山年谱》）
参考译文：能成为士的就去做士，其次就是去当医生，再其次去从事农工商贾的行业，大家都是各出各力为这个时代做事情。
学者之所以学，教者之所以教，皆有其当务焉。（《四书训义》卷五）
参考译文：学生之所以要学习，老师之所以要教学，教与学都与当时的时务相关。
4.教育的方法
在教育方法上，王夫之主张“格物穷理”“博文约礼”“笃行”。具体而言就是要求学生读经诵史，明伦察物，调养志气，学习关于忠孝的古礼。
（1）深知其心，因材而授。
吾之与学者相接也，教无不可施。吾则因其所可知，而示之知焉；因其所可行，而示之行焉。其未能知，而引之以知焉；其未能行，而勉之以行焉。（《四书训义》卷十一）
参考译文：我和学生相接触，没有什么教育是不可实施的。我在他们所已经知道的基础上，让他们展现他们知道的；在他们所能实践的基础上，让他们努力去实践。对于他们所不了解的，则引导他们去学习了解；对于他们没有实践体会过的，则鼓励他们努力去实践体会。
教思之无穷也，必知其人德性之长而利导之，尤必知其人气质之偏而变化之。（《四书训义》卷十五）
参考译文：教育的思想是无穷无尽的，必然要知道一个人的德行和品性中好的地方而去引导他，尤其还要知道这个人的个人气质的偏向而使他改变。
顺其所易，矫其所难，成其美，变其恶，教非一也。理一也，从人者异耳。（《张子正蒙注·中正篇》）
参考译文：顺应他的长处，矫正他的短处，成全他好的方面，改变他恶的方面，教法不是只有一种而已。道理是一样的，根据人的不同因材施教罢了。
（2）因材启发，循序渐进。
若教则不愤而启，不悱而发，喋喋然徒劳而无益也。（《周易内传》卷四）
参考译文：如果教育学生不到他努力想弄明白而不得的程度就去开导他，不到他心里明白却不能完善表达出来的程度就去启发他，就好像是唠唠叨叨的样子，付出了你的劳动却没有得到任何的益处。
有初学难而后易者，有初学易而后难者，因其序则皆可使之易。（《张子正蒙注》卷四）
参考译文：初学的时候，不管是遇到先难后易的情况，还是先易后难的情况，按照他的顺序学习都可以使其变得容易。
（3）学思相济。
致知之途有二：曰学，曰思。学则不恃己之聪明，而一唯先觉之是效，思则不徇古人之陈迹，而任吾警悟之灵。乃二者不可偏废，而必相资以为功。（《四书训义》卷六）
参考译文：获得知识有两个途径：学习和思考。学习不能依仗自己的聪明，而要吸取前人的研究成果；思考不能因循于古人过去的足迹，而应该自己独立钻研。这两者都不能偏重或忽视某一方，而必须要两者相互辅助才能取得良好的效果。
学愈博则思愈远，思之困则学必勤。（《四书训义》卷六）
参考译文：学习的知识面越广阔，思维就会越深远；思维遇到了障碍，学习则必须更加勤奋。
（4）知行相资。
行可兼知，而知不可兼行，下学而上达，①岂达焉而始学乎？君子之学，未尝离行以为知。（《尚书引义》卷三）
注释：①下学而上达：《论语·宪问》：“不怨天，不尤人，下学而上达。”
参考译文：“行”能够兼顾“知”，而“知”不能兼顾“行”，通过“下学而上达”，怎么能说先达到知识而后开始学习呢？君子学习，没有离开“行”而能获得“知”的。
行而后知有道，道犹路也。得而后见有德，德犹得也。（《思问录·内篇》）
参考译文：只有通过行，才能认识事物的规律，犹如走路，只有行，才能知道路。内心有了认识，然后体现为德行，所以德性就是内心认识的表现。
知行相资以为用，唯其各有致功，而亦各有其效，故相资以互用。则于其相互，益知其必分矣。（《礼记章句》）
参考译文：在人们的认识当中知与行相互辅助利用，只是因为它们各有其用处，也各有其效果，所以相互辅助来互用。则在相互为用的过程中，更加了解他们的区别了。
学以求知之，求知之者，因将以力行之也。能力行焉，而后见闻讲习之非虚，乃学之实也。（《四书训义》卷五）
参考译文：学习以求得知识。求知的人，因此将竭尽全力去实践。能够竭尽全力去实践了，见闻和讲习才能更加真切，所求得的知识才是真正可靠的真知。
知所不豫，行且通焉。（《思问录·内篇》）
参考译文：要了解不明白的事情，只要实践就可以做到。
六、颜元
颜元（1635—1704），原字易直，更字浑然，号习斋，直隶博野县北杨村人。清初知名儒学家、思想家、教育家，颜李学派创始人。颜元一生以行医、教学为业，继承和发扬了孔子的教育思想，提倡实学教育，主张“习动”“实学”“习行”“致用”等并重，亦即德育、智育、体育并重，主张培养文武兼备、经世致用的人才，猛烈抨击宋明理学家“穷理居敬”“静坐冥想”的主张。《存学》《存治》《存人》《存性》四篇是他最重要的作品，后集为《四存编》，另有《习斋记余》。
（一）颜元的教育思想概说
颜元是一位伟大的教育家，一生以教书为业，而且终生不脱离农业生产劳动，这在整个中国古代教育史中实属罕见。他批判当时盛行的以理学为主要内容的“科举教育”，指出程朱静坐读书是不符合孔孟宗旨的，认为思不如学，学必以行，因而提倡实文、实行、实体、实用，目的是为天地造实绩，为生民谋福祉。他所倡导的重实用知识和习行的教育思想，对其后的中国教育影响极大，直接打击了中国封建教育界长期以来只注重文章、词句，轻视科学技术的传统观点。此外，他倡导的分科教育，开创了近代高等教育分科教育的先河，他主张的科学技术教育的观点也适应了时代发展的需要。可以说，他打破了长期以来理学统领天下的局面，扭转了教育方向，将教育指向了与社会现实紧密相连的经世致用思想，为推动教育思想的解放起到了重要的启蒙作用。
（二）颜元的教育思想言论
颜元特别重视教育的作用，有大量关于教育的言论。
1.教育目的
颜元把教育目的概括为“民命”。他认为教育的目的应由“治人”转变为“民命”，即办教育是为了解决广大民众的生计问题。颜元重视两个群体的教育：一是对民众的直接教育；二是注重培养为民而务实的官吏。颜元教育改革的终极目的，不仅仅在于“教化”，更在于“生民”，在于“民命”。
教以济养，养以行教，教者养也，养者教也。（《颜元集·存治篇》）
参考译文：教育足以推动生产，生产又足以推动教育，教育与生产结合，教养合一。
2.培养目标论
颜元认为，设学立教的目的是培养人。
凡读圣人书，便要为转世之人①，不要为世转之人②，如龆龄③入学受书，即不得随世浮沉矣。（《颜元集·存学篇》）
注释：①转世之人：对事物有自己见解和主张的人。②世转之人：随世沉浮的庸碌人。③龆龄：七八岁，童年时代。
参考译文：只要是读圣人书的人，便要立志做有思想和主见的人，不要做随世沉浮、人云亦云的庸碌人，童年时入学起就不能随波逐流、没有个人的见解。
朝廷大政，天下所不能办，吾门人皆办之；险重繁难，天下所不敢任，吾门人皆任之。（《颜元集·存学编》）
参考译文：国家政务，天下人不可以完成的事，我的学生都能完成。复杂烦琐困难的事，天下人不敢承担的事，我的学生都能胜任。
古人于必用而不常用之官，多命专家，使世修其职，如历与史之类。一欲其精也，一不欲多费人才于不常用之学也。（《颜元集·颜习斋先生言行录》）
参考译文：古人对于那些必须要用又不常用的职位诸如历史类的官职，多任命专门的人员担任，使他们子孙世代沿袭这个职务，如掌管历法的官和史官。一来可以使他们更加专业，一来也是不愿在这些不常用的学问上多浪费人才。
3.教育内容
关于教育内容，颜元反对理学、八股。下面从德、智、体诸方面对颜元的教育内容分别进行叙说。
（1）德育。
颜元极力提倡三达德，这是他德育思想的一大特点。
仁、智、勇，古今之达德也，立德、立业据在于此。（《颜元集·颜习斋先生言行录》）
参考译文：仁、智、勇，是古今通行不变的道德准则，树立德业需依据于这三者。
（2）智育。
不重八股制艺，重实际有用的学问，是颜元教育内容变革的核心。在智育方面，颜元有两大成就：一是将自然科学知识正式列入教育内容，并作为主要的教学课程；二是将传统经史教育实学化，让学生从中学习经世济民的知识。
昔周公、孔子，专以艺学教人，近士子惟业八股，殊失学教本旨。凡为吾徒者，当立志学礼、乐、射、御、书、数及兵、农、钱、谷、水、火、工、虞，予虽未能，愿共学焉。（《颜元集·颜习斋先生年谱》）
参考译文：以前周公、孔子专门用六艺来教育学生，而近来的读书人专攻八股文，失去了学习和教育的本来目的。凡是我的学生，当立志学习学礼、乐、射、御、书、数及兵、农、钱、谷、水、火、工、虞，我虽然不擅长这些，但愿意和他们共同学习。
（3）体育。
一身动则一身强，一家动则一家强，一国动则一国强，天下动则天下强。（《颜元集·颜习斋先生言行录》）
参考译文：一个人运动就一个人强健，一家人运动就一家人强健，一个国家运动就一个国家强健，天下运动就天下强健。
4.教学方法论
颜元在教学方法上提出了“习行说”，主张把习与行紧密相连，强调在学习后加强实践，在实践中进一步学习。
（1）远其志而短其节。
学贵远其志而短其节。志远则不息，节短则易竟而乐。（《颜元集·颜习斋先生言行录》）
参考译文：学习贵在能使学生树立远大的志向，而教师将学习的内容划分成若干小节。树立远大的志向才会刻苦努力不被困难所阻，分节分段学习会使学习容易些并使学生感受到学习的乐趣。
（2）因其材而专其业。
人之质性各异，当就其质性之所近，心志之所愿，才力之所能以为学，则易成圣贤，而无龃龉捍格、终身不就之患。（《颜元集·四书正误》）
参考译文：人的天赋各不相同，应该选择与他的天赋相近的，心中所期待的，才能所能达到的来作为学习内容，这样就容易使学生通过学习成为圣贤之人，而不会因为与教师意见不一而相互抵触，造成学生终身没有成就的灾难。
（3）少讲读而习行。
仆妄谓性命之理，不可讲也；虽讲，人亦不能听也；虽听，人亦不能醒也；虽醒，人亦不能行也。所可得而共讲之，共醒之，共行之者，性命之作用，如《诗》、《书》、六艺而已。即《诗》、《书》、六艺，亦非徒列坐讲听，要惟一讲即教习，习至难处来问，方再与讲。讲之功有限，习之功无已。（《颜元集·存学篇》）
参考译文：我狂妄地说性命的道理是不可以讲的；即使讲了，人也不能够听懂；即使听了，人也不能够警醒；即使警醒了，人也不一定能实践。所能够得到的并能共同讲解，共同警醒知道，共同实践的是性命之理的体现，如《诗》、《书》、“六艺”之类的书。即使是《诗》、《书》、“六艺”，也不仅是学生排列坐着听讲，唯一要讲的就是教会他们如何学习，让他们学习到有困难的地方主动来提问，才可以再给他讲解。讲解的功效是有限的，但学习的功效是无穷尽的。
（4）慎批评而重奖掖。
恶人之心无过，常人之心知过，贤人之心改过，圣人之心寡过。寡过故无过，改过故不二过，仅知过故终有其过，常无过故终不改其过。（《颜元集·颜习斋先生言行录》）
参考译文：恶人的心中没有过错，平常人的内心知道过错，贤人的心里知道要改正过错，圣人的心里很少过错。圣人很少过错所以没有过错，贤人改正错误后不再次犯错，人仅仅是知道过错那么过错始终存在，人心中经常没有过错之分就始终不会改正其错误。
5.师道观
（1）树师道之尊严，克尽师责。
颜元在教育教学活动中倡导师道之权威，为的是教好管好学生，克尽教育之责。
尊师，可以不遵其道，而不遵其道，却不能不尊其人。（《颜元集·颜习斋先生年谱》）
参考译文：尊重老师，可以不遵循他讲授的学识道理。可是就算不遵循他讲授的学识道理，也不能不尊重老师。
（2）倡师生之平等，相责善而共习艺。
贵责善，同学善则相劝，过则相警；即师之言行起居有失，俱许直言，师自虚受。（《颜元集·颜习斋先生年谱》）
参考译文：劝勉从善是难能可贵的，对于同学的长处应该加以勉励，过失应予以警示，犯了错就相互警告。即使是老师的言行举止起居习惯存在差错，都允许学生直接说出来，老师自会虚心接受。
第三节 小结
总的来说，在中央集权不断加强的统治背景下，元明清语文教育的发展相比前代有了新的变化。
首先，统治者重视教育是以巩固封建统治为目的的。统治者在重视教育的同时更为重视控制人们的思想，尊孔倡儒、重教兴学、大型文字狱等政策无不体现了这一点。
其次，元明清三代的学校教育制度，主要分中央和地方两个系统，比前代更为详备。中央官学包括国子学（又名国子监）、宗学、武学、医学、阴阳学、觉罗学、旗学等，其中国子学（监）是中央官学中的重点学校；地方官学包括府、州、县等不同级别所立的学校，也有宗学和武学，此外还有卫学及社学。除了以上所介绍的官学教育系统外，各朝代还有不同程度的私学教育存在。相比前代，元明清从中央到地方建立起了更为完备的官学体系和教育管理机构。
最后，元明清教育家在识字教学、阅读教学和写作教学等方面提出了自己的观点，并编写了大量的教材。一是出现了《弟子规》《龙文鞭影》《幼学琼林》等幼学教材；二是编选了《古文观止》《古文辞类纂》《经史百家杂钞》《唐诗三百首》《千家诗》等阅读教材；三是写作了《三国演义》《西游记》《水浒传》《聊斋志异》《儒林外史》《红楼梦》等小说；四是编纂了《康熙字典》《佩文韵府》《四库全书》等典籍。这些教材、文学作品的丰富与编印极大地丰富了语文教育的内容。此外，活跃在这一时期的教育家和语文教育家有颜元、王阳明、刘念台、顾炎武、黄宗羲等人，他们的教育思想具有近代民主主义萌芽，对语文教育及语文教育思想的发展有积极的促进作用。
